03/11/2017

被遺忘的一段香港歷史

　　在香港的歷史中，有一段幾乎從來未有人提起的被遺忘的歷史，就是日治時期被拘留在赤柱拘留營的三千多名非華裔平民的故事。這段拘留營的歷史因為僅屬於白人歷史，孤立於整體香港社會之外，而被拘留人士後來又大都離開香港，並且很少講及拘留營的往事，因此這段史實就幾乎被湮沒了。但事實上，這段歷史，不但對戰後香港的地位有重要影響，而且也從中可以得到不少啟示。

　　居港逾40年、在聖保羅書院副校長的職位上退休的美國人嚴穆生（Geoffrey Charles Emerson），於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對赤柱日治拘留營作研究，訪問了23名前拘留人士，參閱了大量官方文件、日治時期的一份英文報章、許多已出版及未曾出版的回憶錄和當事人的日記，寫成一本極具歷史價值和生動可讀的書，這本書最近出了新版，書名是：《赤柱日治拘留營》，副題是：鐵絲網內的三年零八個月（1942-1945）（HONG KONG INTERNMENT, 1942-1945，Life in the Japanese Civilian Camp at Stanley）。

　　赤柱拘留營最特別的地方，是儘管是佔領者日軍所設，而且由日軍服部大佐任營地總監，卻由被拘留者的港英輔政司詹遜（Franglin Gimson）以「拘留人士代表」的身分進行管理。他負責與日本統治者溝通，向日軍提出種種要求。儘管拘留營食物較少，生活擠迫，大部分人被拘留三年多後都皮黃骨瘦，因缺營養而腹脹或腳腫。但相對於日軍在上海、馬尼拉、新加坡、婆羅洲所設的歐美平民拘留營，赤柱拘留營好得多。這都同詹遜參與管理有莫大關係。

　　日治時代的赤柱拘留營，雖然有鐵絲網圍繞，但外貌不像監獄，而像一座有各種樓房的小村莊，包括住房、禮堂、學校、娛樂中心和醫院。拘留營經選舉產生主管部門，人們可以舉行教堂崇拜、孩子上課。由於拘留者中有許多技術嫻熟的醫護人員，儘管藥物缺乏，病者還是得到一定的治療，因此3年多的死亡人數只有不到120人，是當年世界各地拘留營中偏低的數目。

　　《赤柱日治拘留營》一書生動地描述拘留營的各事項，包括食物、醫療、疾病、教育、宗教、性生活、黑市活動、犯罪行為、逃跑等等。最有趣的是在1942年持續幾星期有傳言說有一隻老虎在營地走動，而且最終一隊日本憲兵射殺了一隻200多磅的雄性老虎。虎從何來則傳說紛紜，不得而知。

　　拘留營內的一個重要角色就是詹遜。

　　詹遜是在日本進攻香港的前一天，即1941年12月6日才從英國到香港就任輔政司（即後來改稱的布政司，地位僅低於港督），隨著十多天香港抗戰並於聖誕日投降，詹遜也進了拘留營。當時的香港總督楊慕琦（Mark Aitchison Young）被日軍俘虜後轉移到台灣，接著關押在滿洲國，從未到過赤柱拘留營。

　　於是，詹遜認為他就是除港督外港英政府最高級官員，是英皇代表。而拘留營絕大部分為英國人，或是英治時代留下的西方國家僑民，因此他主動並且堅持作為整個拘留營的代表，負起管理及與日人溝通的責任。

　　許多被拘留者都對詹遜有怨言，認為他沒有向日人強硬爭取他們的權益，但事實上，詹遜已經是在他能力範圍內做到最好了。

　　英國在日軍攻香港前一天派來的輔政司詹遜，在拘留營中，以高超的技巧，努力要在營中維持英國政府在香港的地位，並致力於同難纏的日本人打交道。

　　儘管詹遜做這些事時，使許多拘留人士認為他對日本人「軟弱」而不滿。大多數被拘留者都只關心他們當時的生活，但詹遜有遠見地考慮到戰後的香港地位。畢竟，若日本戰敗，英國再次統治香港並非必然。國民黨中國，以至美國，在戰爭後期，都明確表示香港應該回歸中國。但英國首相邱吉爾斷然否定討論這問題。

　　詹遜在日記中表示，戰後的香港應該在英國統治下，讓華人扮演更重要角色，要進行包括在立法局選出華人代表的一連串改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16日，詹遜在營地各處張貼告示，要求拘留人士在官方指令到來前，一切維持正常，不要做出「示威和慶祝之類行為」，以免造成衝突，他相信民眾有很強的判斷力和尊嚴，並強調，「離開營地是危險的舉動」。

　　8月23日，詹遜離開營地，在離開前，他宣誓成為香港的「行政官」，以此表明英國文職政府的成立。8月30日，英國艦隊抵達香港，詹遜以殖民地行政官的身份迎接艦隊司令夏慤少將，有序地恢復英治。幾個星期後，拘留營關閉。夏慤少將維持管治到1946年5月1日楊慕琦回港恢復總督職位。而詹遜就在1945年9月16日離開香港。他後來出任新加坡總督。

　　2004年出版的《現代香港史》中說：「詹遜奪回英國對香港的主權，全憑著他的勇氣、毅力和奉獻精神。」

　　沒有詹遜，香港戰後的歷史可能大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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