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立法會直選期間與市民接觸的經驗可謂彌足珍貴，往往令我十分難忘。2008年，我到華貴邨拉票期間在巴士站跟屋邨的長者談天，一位婆婆對我說：「我認得你，你曾是高官。你那麼有錢為什麼要辛苦自己？若我是你，我就退休享福。」
　
　　為什麼有福不享，卻來自討苦吃？那是源於一種醒覺。2003年，廿三條立法失敗後，我到美國重返校園。當時我只想轉換環境，享受自由空間和校園生活，尚未有確實打算。在學校研究西方民主制度期間，我明白到過去失敗的原因之一，是自己歷練不足，未能掌握群眾情緒。當年香港已日漸民主化，但我作為委任官員，缺乏民意授權，經過廿三條一役後更背負黑鍋、受千夫所指，令我深切體會到，若要讓香港社會重新接受我，就必須走直選之路。這是我在2005年在課室得到的頓悟。
　
　　除了我，相信很多從政者都被問過這問題：你為什麼自討苦吃？以我的新拍檔田北辰（新民黨副主席）為例，他出身富裕家庭，有高尚學歷，又是時裝連鎖店主席，可說是工商界的精英。香港工商界精英通常會透過接受委任席位以服務社會，田北辰就當過語常會主席和九鐵主席。然而，相信他明白到這些席位不僅年期有限，而且於現時社會所能發揮的作用亦有限。香港走向普選，若想在社會發揮更有效的影響力，則必須參政，因此他於08年加入自由黨。據報載，他後來擔心自由黨過於重視個別商界的利益而影響到其認受性，最後因路線問題而毅然退出自由黨，及後加入新民黨成為副主席，朝參加直選的方向邁進。
　
　　我的另一位拍檔史泰祖醫生（新民黨副主席）是典型的中產專業人士，他熱愛運動及田園生活，可說與家人過着舒適的生活。但9月底薄扶林區議會補選失敗後，我跟史醫生商討成立政黨的想法，他在跟家人商議過後即表示支持及願意加入。這兩位拍檔分別在工商界和醫學界已有顯赫的成就，但依然願意犧牲金錢及跟家人相處的寶貴時間，豪不猶豫地加入新民黨，跟我攜手邁向直選之路，實在難能可貴。
　
　　我們三人選擇「自討苦吃」，是因為我們都明白到，中央已為香港走向普選開綠燈，2012年立法會將新增五個大選區議席，2020年立法會極有可能會由全民普選；香港若要落實成功的民主制度，需要相當高的技巧及均衡參與，否則，立法會難免左傾及民粹，可說是違背了香港本來賴以成功的因素──充滿活力的資本主義社會素質。在稅基狹窄及人口老化的情況下，香港若要應付未來社會的訴求，並確保有一個可持續且成功的民主制度，亟需社會精英的參與。希望新成立的新民黨能為香港民主發展作出貢獻，走出一條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