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一個寒冷冬夜，18位農民在安徽鳯陽小崗村一間破落茅屋召開了一場秘密會議。

　　那年安徽大旱，嚴重影響收成，人民生活困苦。十多戶農民為了生計，決定「瞞上瞞外」，私訂協議，放棄原來以生產隊為單位的耕作模式，改以家庭為單位，採取「包產到戶」（家庭聯產承包），各家各戶各自承包土地耕種，種出來的收成，「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昏黃的油燈下，18人在秘密協議按上紅指印，一場農業革命悄然展開。

1978年11月，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生產隊18戶農民偷偷地按下了鮮紅指印，率先實行了「包產到戶」。印契約書原件現存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內，上面寫着：「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后能幹，每戶保証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干部坐牢殺頭也甘心，大眾社員也保証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十八歲。」（圖片由作者提供）

　　當時中國處於改革開放的分岔口，儘管文革結束，農村管理仍按照1958年社會主義建設路綫的指導思想管理，即「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農產品歸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文革後，公社弊端浮現，過份追求平均主義，忽略人性自私，「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的個性，農民失去工作動力，農產收入大跌。

　　在1978年之前，小崗村是入不敷支的「三靠村」，「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村民經常要外出討飯，遇上大旱，更是無以為繼。面對飢寒交迫，農民冒著坐牢風險，頂著資本主義復辟批評，放手一搏。

　　可是農民們的秘密，還是被田裏綠意盎然的苗頭「出賣」。1979年春天，時任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到小崗村巡視，從生機煥發的農田和農民積極的表現看出端倪。縣政府未有扼殺農民行動，以默許態度，靜觀其變。

1979年秋，領頭在安徽鳳陽小崗村實行「包產到戶」的農戶之一（左起）嚴立坤、嚴俊昌、嚴立學，站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心中充滿希望。（圖片由作者提供）

　　當年18位帶頭農民之一的關友江憶述，實行包產到戶，改變農民「幹活打呼嚕，出勤不出力」的陋習，大大釋放生產力。

　　1979年秋，小崗村的打穀場上一片金黃，糧食產量破紀錄達13.3萬斤。有指產量相當於1966至1970年的總和，亦有人指，與1955年至1970年15年的糧食總量相近。無論如何，數字反映農產大增，人均收入由上一年的22元增至400元。十多年來，小崗村首次向國家上繳餘糧。

　　不過，小崗村的做法一度惹來全國爭論。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為事件一錘定音：「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之後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確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肯定農村改革方向。

鄧小平在1980年肯定「包產到戶」對改革開放的貢獻，認為這種方式不會影響集體經濟。（圖片由作者提供）

　　改革開放40年，中國主要糧食產量由1978年的3億噸，翻了一倍到2017的6.6億噸，由集體生產到包產到戶，憑票買糧到糧食商品化，中國糧食改革，見證國家發展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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