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卓爾夫人去世及近日碼頭工人罷工，都使人聯想到工會及工潮會否在港蓬勃發展。

　　在上世紀30年代至60年代，可能受到共產主義國家相繼出現的影響，工會在西方國家的輿論中頗得支持。但70年代開始，形勢逆轉，此點在英國尤其明顯。在1978年底至1979年初，英國與公共服務有關的工會要求加薪不遂，發動大規模的工潮。一時間，掘墓人罷工，幾百屍體堆積，不能安葬；汽油貨車司機罷駛，油站無油可供；醫院外糾察隊阻礙工作人員上班，醫療服務停頓；街上垃圾無人清理，堆積如山。英國人對此十分不滿，民意大幅轉向，堅決主張抑制工會力量的戴卓爾夫人大受歡迎，終登上首相寶座，至今不少工會人士仍對她痛恨不已，視她為女巫。

工潮不會變得更普遍

　　回到香港，工潮似乎得到部分社運人士支持，但工潮會變得更普遍嗎？長遠而言，我看機會不大。

　　從數字上看，香港有大約800個不同行業的職工會，會員人數近數年來都有緩慢上升。2004年工會會員人數佔被僱用人數總數的21％；到了2011年，工會參與率已增至23.6％，共有79.3萬人。但就其政治傾向而言，香港的職工會會員似非激進，與社運人士的部分觀點更是南轅北轍。這79.3萬人中，工聯會會員佔了48％，職工盟則有16％，而所謂建制派的工聯會及民建聯不少支持者可能來自這些會員，他們會與年輕人或社運人士共同搞工潮嗎？我有個習慣，坐的士的時候喜歡與司機說話，他們大多會大發議論，聽其觀點，絕大多數對香港的社運持負面態度。的士司機當然不能代表所有職工，但他們屬中級技術人員，且不斷收聽電台時事評論，資訊發達，其態度值得參考。是否如此，讀者坐的士時大可自己尋找答案。

全球化令工運難蓬勃

　　工運難以蓬勃的原因其實並不在本土政治，而在國際形勢。近幾十年來，在發達國家工會的參與率都呈現長期萎縮的現象。美國在1973年工會參與率達到24％，但到了2012年已跌至11.2％，比香港前年的23.6％低得多。英國的參與率高一些，但也從1979年的44.8％下降至2009年的22.5％，而且跌勢遠未停止，加拿大及不少歐洲國家都有近似情況。為甚麼會這樣？這對香港有何啟示？

　　最大的原因相信是因為「全球化」。工會的運作模式，說穿了，不外是製造出一種工人的市場力量（可稱為壟斷力量），迫使僱主就範。但「全球化」卻使到不同地區的工人互相競爭，企業也要面對世界的競爭，消費者的選擇權則大大擴充。某個地方的成本高於別處嗎？生產商不能不考慮轉移陣地，到別處重張旗鼓，減省開支，否則產品在市場中沒有競爭力，消費者會不顧而去。

　　在這種競爭壓力下，工潮很難得到支持，更談不上有多少勞動市場中的壟斷力量。若有的話，很可能在與政府有關的工會中出現。本地政府所提供的服務不用面對境外的競爭，故較易出現工潮。

　　年輕人，尤其是參與社運的年輕人，會否成為工運的新血？此事也不易。世界各地工會的參與者中，往往以年輕人最少，而且下降最快。年輕人掌握的學識技能較新，容易轉工，工會不易留得住他們。因此，香港的社會雖往往因小事都會劍拔弩張，有利政治活動的出現，但工潮不易普及。

轉載自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