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後，尤其是在習近平出訪多國後，中國的新冠防疫策略似有重大調整，核酸檢測減少、隔離放寬、不再容許地方政府任意封區封城，香港與內地快將通關的傳聞亦不絕於耳。這對香港的旅遊業、工商界及渴望與內地家人團聚的港人自是天大的喜訊。
　
　　歡欣的情緒不應代替冷靜的分析，否則容易樂極生悲。中國嚴厲的動態清零策略去年仍被世衞視為典範，怎麼在世界因新冠而死掉近666萬人，及較為躺平的美國死掉百多萬人後，抗疫成績優異的中國卻走向寬鬆？當中的邏輯何在？調整是太早還是太晚？需要甚麼輔助性政策以保人民安全？回答這些問題，需要精準的成本效益分析。
　
防控效益降成本增
　
　　我是贊成防疫政策要調整的，這是因為嚴厲的防控政策所帶來的邊際效益比前已大幅下降，但邊際成本卻很可能上升了不少。防控政策的目的是要減少重症及死亡人數，眾所周知，Omicron變種致重病率及致死率已大不如前，把多些資源用在防控新冠，所能帶來的額外效益已大幅下降。
　
　　邊際成本方面較為複雜。此病毒傳染性增強，幾乎已達擋無可擋境界，還去搞圍封，社會是否在疲於奔命後仍會感到力不從心？在這個意義上，就算只是趨近動態清零，也須付出巨大的代價。但另一方面，內地的組織及動員能力驚人，其核酸檢測的能力與效率當世無匹，把千萬人口都檢測一次，只是小菜一碟，社會成本遠低於其他地方。相比之下，香港講了多時的全民檢測從未有能力實施過，高下立判。但社會成本尚有一節不能不考慮，便是抗疫疲勞。封區封城封關，短時間內尚算可行，但時間一長，誰受得了？早前的所謂白紙革命，有其社會基礎，只是當中甚多外國勢力乘機博亂的痕跡，見識過香港黑暴如何運作的內地人民，對此等活動頗有戒心，所以革命完全搞不起來，但這無礙我們感受到無了期抗疫所帶來的民間挫折感，這本身便是動態清零成本的重要部分。　

（CNS）

　
　　成本上升，效益下降，過去成功的政策也應調整，但我們可看到，中央政府對此猶豫了好幾個月。當中部分原因是中央政府為求社會穩定，不會喜歡大上大落的政策。更為關鍵的，很可能是中央對生命的價值十分執著。美國社會可以讓100萬人死去，比一次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死亡人數的總和多出近倍，但卻可以完全不當一回事，甚至有人認為死掉一些病殘老弱可減少福利醫療開支。中國政府卻無法接受此種態度，不斷強調人民生命的重要性。《孫子兵法》中有「將有五危」一說，當中「愛民」也是一種危險，是「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在經濟戰中，中國太過重視保護人民的性命，不敢開關，又隨便封城，自是對有形經濟大有破壞，但是否冷酷無情視生命為草芥才可能是勝利者？
　
中國看重人民生命
　
　　這問題涉及我們如何看待生命的價值。按照當代經濟學的看法，生命的價值並不建基於你能為社會帶來多少貢獻或多少產值，別人認為你的生命有多少價值並無多大意義，例如你的仇人認為你的生命價值為零或負數，並不等於真的如此，最有資格作出評估的還是你自己。經濟學中的定義是你若面對生死抉擇，而你若有資源或可借到錢的話，你最多肯付出多少去保住性命。在此領域中，有人弄出不少辦法去間接估算生命價值，多年前我閱過一些文獻，美國人的平均價值大約600萬美元，今天應超過此數。當然，不同人等的生命價值差異甚大，年齡、財富、健康狀況等等都會有影響，李嘉誠的性命便比我貴得多，但我們只需一個平均數。
　
　　就以美國作例子，她死掉了100萬人，生命價值損失總值起碼是6萬億美元，等於美國GDP的25%，遠超過其實體經濟統計中的損失。這是因為此種損失是由當事人及其家人朋友承擔的，美國政府及社會根本不當一回事。但正如上文所述，中國政府把人民生命的價值看得重，若中國過去抗疫不力，死亡規模與美國相若的話，那麼，死亡人數之多，其中帶來的痛苦可被中央視為等同GDP少了25%。這是天文數字，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對相關決策理應十分小心。
　
　　中國不會完全躺平，因為生命價值是很高的，但中國應輔以甚麼政策？中國的疫苗接種率不低，但毋庸諱言，不少老人仍不肯接種。中國各級政府過去似乎對強逼老人接種並不積極，我相信這應改一改，威逼利誘也應使更多老人打針，否則躺平後的風險也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