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盛傳陳美齡可能當香港的教育局長，這雖似是娛樂圈新聞多於是政圈新聞，但若仔細推敲，林鄭實不應放過她。

 

陳美齡學歷好，難得在美國史丹福取得教育學博士學位。

 

　　1967年香港暴動後，港英政府突然領悟，年輕人有太多精力，要多搞活動讓他們發洩一下，社會才能穩定。據一些學長回憶，政府當年曾召集過不少名校的領袖生開會，鼓勵並補貼他們多舉辦舞會、夏令營、工作營、音樂會等等活動，其後幾年，香港中學界的聯校活動不絕。

 

　　我校是港島區的天主教名校，數來數去，天主教著名的男校，港島區只有兩所，但天主教著名女校則有六所，校內不少活躍男生都感到很幸福。林鄭所屬的SFCC與陳美齡的MSS都是他們經常出沒的校園。

 

　　我與陳美齡素未謀面，但她十四五歲時已在學界有大名，最近有朋友憶述，我校第一屆學生會會長、現時新加坡基金界名人羅先煜，曾邀她來我校表演，但其父規定一定要在晚上9時半前送她回家，先煜於是找來後來在哈佛取得力學博士的魯國錦打的送她回家。

 

人選最好是空降

 

　　同學近日向國錦逼供，要他說出他們當年談了甚麼，但國錦負隅頑抗，不肯招認說過甚麼。我倒是依稀記得，陳美齡學業成績極其優異，會考或許是四優四良（或三良，我已記不清楚），因當年會考分數比近年嚴格得多，她的成績大約可等於近年的九優十優，在全港應排名在幾十名之內，與林鄭的3A5B是同一檔次。林鄭比陳低三屆，中學時應已聽過陳的大名，究竟她們是惺惺相惜還是互相眼紅，不得而知。

 

　　選局長當然不能單看會考成績。我多年來參與過多次校內遴選校長、副校長或院長等工作，自然需要研究一下觀人術。對於教育局長此等高管職位，我相信有幾個條件是應有的考慮。

 

　　第一個考慮是人選最好是空降的。大專界的校長或商界的CEO很多也是從外間物色，此種做法有不少好處。其一是可能帶來新思維，使到機構不會因循守舊。其二是外來的人並未有與舊員工拉幫結派或捲入一些無謂的利益恩怨中，行事更可客觀獨立。

 

　　教育界某些人也許會嫌陳美齡不懂實況，但對聰明的管理人員來說，迅速地掌握主要情況並不難，不墮入一些政治陷阱才是重要。新人可以不太理會人情面子，較易避開陷阱。

 

　　第二是必須有證據證明此人一生中起碼有一樣來之不易的重要成就，若無此證據，她可能鎮不住場，或是根本能力不足。陳的履歷是亮麗的，屬從開始便一直領先到尾的典型。她學歷好，史丹福的教育學院全美排名第一，取得教育學博士並非一般人等可做到，而她又同時育有幾名學有所成的兒子。

 

　　在事業上，據說她出了幾十張CD及寫過幾十本書，我對其日語歌曲無興趣，但其成名作《Circle Game》唱得比Joni Mitchell更順耳，可能是因為她略有童音的關係，有些少年時期的歌稍為嬌嗲，風格與其他歌手大異其趣。但最為難能可貴的是，她在十多歲便可在文化背景迥異的日本立穩，成為偶像，此種應付跨文化壓力的能耐不是人人皆有。1998年開始，聯合國的兒童基金會找她為日本的親善大使，2016年便成為亞太區大使，沒有對兒童的關注與個人成就，聯合國怎會找她？

 

　　第三是要有足夠的道德勇氣，擇善固執。她80年代時在日本的電視上批判南京大屠殺，引來日本極右分子的死亡恫嚇。她又曾帶初生兒子到電視台上班，在已婚婦女必須留在家中的日本文化中，引來長達兩年的爭論，在這意義上，她的勇敢還可被視為日本文化觀念現代化的先驅。

 

北京當不會有惡感

 

　　第四是要在相關的領域有抱負。局長的薪酬比不上大學校長及頂尖教授，與商界高管差距更大，而且投資活動受到限制，若只是看著金錢的，此職位並無足夠吸引力。陳一直鼓吹兒童的權利，在教育議題上，她有專家的身份，在港若與人辯論教育問題，誰敢斷言可一定勝得過這位外表柔弱但卻有著強大自信的人物。

 

　　她的日本關係值得關注，但她仍保持港人身份，並無入籍日本，而且明辨是非，與安倍雖是朋友，卻只會支持和平，反對日本的軍國主義。從北京的角度看，她甚或可以變成中日間外交上傳遞重要信息的信差；況且她反對佔中，北京對她當不會有惡感。

 

　　林鄭若考量她，有一點倒是要注意的。陳美齡成就太突出，在不同文化背景中進出自如，但太多成功有時反而容易使人犯錯，所以林鄭應多注意陳美齡失敗的例子，明瞭她如何應付挫折。

 

轉載自: 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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