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末日：被高估的善，和被低估的惡

　　當內塔尼亞胡政府向加沙城以北的110萬居民發出通牒，勒令他們在24小時之內撤離之時，為了今天這場戰爭去翻查以巴千年恩怨的史書就已喪失意義，因為這段歷史的全新一頁就在我們眼前揭開。

加沙遭到歷時一周的懲罰性轟炸（美聯社）

　　在拜登總統的「默許」，和兩個美軍航母打擊群對伊斯蘭世界的威懾下，以軍在一周時間內向加沙傾瀉了至少6千枚各類炸彈，使得這座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難民城市，高峰期平均每30秒就會綻開一股死神的奪命硝煙。

　　以軍在這場飽和的懲罰性轟炸中，展示出一支在耶穌誕生後第21世紀，中東最強大軍隊的摧毀力量。一座座建築物在精確爆破中轟然倒下，當地面戰終於到來之時，以色列國防軍士兵們首先要克服的，將是斷壁殘垣之下傳出的撲鼻屍臭。

我們再無必要翻看歷史

加沙居民被勒令撤出城北（美聯社）

　　由於在戰爭爆發之時，加沙城和邊界對面的以色列居民一樣都躲進了地下室，現在不僅難以確定有多少人已經死在瓦礫之下，同時也難以確定有多少埋在瓦礫下的人仍活著。

　　但是，即將迎來的並不是一場黃金七十二小時的緊急救援，而是一場加沙前所未見的地面戰，根據以色列防長加蘭特的說法，這場地面戰的目的，是「從地表上滅除哈馬斯。」如果地下仍有活人的話，他們即將迎來的也只會是鑽地彈、燃燒彈的毀滅性攻擊。

　　誰有權審判誰該死？用哈馬斯的血腥襲擊作為對加沙濫炸的理據，從時序來看並不成立。因為早在此次襲擊之前，以軍就已經不時轟炸加沙，包括精確爆破建築物，以殺死窩藏在內的哈馬斯武裝分子。而這一回只是規模更大，且沒有預警。

被殺害巴人兒童是哈馬斯「共犯」？（美聯社）

　　21世紀中東城市遭到重炮轟炸的這一幕，其實還不是以色列揭開：在美國最初對伊拉克發動戰爭時，全球公眾無一不被「不見血」的高科技軍事所迷惑。當時，身處巴格達的外國記者可以安坐在市中心的酒店頂層，直播聰明炸彈和巡航導彈譜下的戰爭交響曲，而不必擔心酒店轟然倒下。

　　「不見血戰爭」於是建立了一種「信仰」，即只有惡棍才會被打死，平民只需要等待轟炸結束，就可以拍掉身上的灰塵，然後拆除薩達姆塑像。但這種情況在2004年改變，由於美軍對佔據伊拉克中部戰略要津的費盧傑久攻不下，終於決定動用坦克和重炮轟城。

從不見血戰爭到懲處共犯

被綁架以色列人質是極右翼「共犯」？（美聯社）

　　對費盧傑的轟炸會否殃及平民，在當時引發極大爭議。但由於當地居民和正逃避美軍追捕的薩達姆同屬遜尼派，這使得整個城市的「共犯」嫌疑，為炮擊提供了合理性。薩達姆於兩年後被捕並被問吊，而美軍發動攻擊的理由卻最終證實是出於虛假情報。

　　「共犯」概念自此之後肆虐黎巴嫩、阿勒頗、加沙，中東的一座座城市相繼遭到重炮轟擊，擠滿居民的城市冒出巨大黑煙，成為本世紀文明之惡的寫照。由於這種惡蔓延到世界每個角落，當以色列平民被屠殺，被綁架時，他們同樣被一概畫定為「共犯」。

　　對「共犯」的追究，實際上要求我們用一種簡單而粗暴的方式，來看待延續千年的族群和宗教矛盾，於是支持以色列和哈馬斯的人士就像參加一場校際辯論賽般，千方百計找尋正反理由，以便把整個種族釘上十字架。

　　　圍繞著加沙末日湧現的各種極端思潮，影響遠超重炮對城市的轟炸，它反映當代人性的善意正在消退，惡意正在膨脹。對「共犯」的鞭撻使得我們對社會和個體關係的理解倒退至中世紀，而中世紀的代名詞，卻正是文明的「至暗至黑」。

加沙將成為伊斯蘭新聖城

有多少活人被埋在瓦礫下？（美聯社）

　　當國家政府也以一種羅馬時代的思維來清除敵人時，歷史只會永劫輪迴。110萬巴人被勒令向加沙南部奔逃的這一幕，就是這場輪迴的全新開端。正如以色列人永不會忘記在耶路撒冷被羅馬圍困及驅逐；從現在開始，伊斯蘭世界也不會輕易忘記加沙巴人被趕出家門。

　　加沙本非歷史名城，它的城市規模是在以巴衝突的過程中，由巴人難民匯聚而擴大。它象徵了巴人的流離失所，和在圍牆之內自生自滅的屈辱，它因此被形容為一座長40公里，寬10公里的「露天監獄」。

　　對加沙居民的驅逐行動把這座城市逼入了一個轉折點，它將化身為一座伊斯蘭的新聖城，全世界穆斯林自此將緊盯它的安危。這就意味著驅逐行動非但不會奏效，反而導致實施者永無寧日。這個結局為一場更持久戰爭敲響戰鼓，或許就是哈馬斯這回飛蛾撲火的終極目標。

　　對於一場殺戮，信神者上帝自會審判，無神論者歷史自會裁決。旁觀者與其進行無需承擔任何後果的追究「共犯」，不如警惕善惡的此消彼長，因為撒旦常穿著天使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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