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較量的釜底薪：語言的鬥爭

　　普京終於又做出了令全球政治觀察家大跌眼鏡的舉動：軍事入侵烏克蘭。套用一句老話：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個同宗同源的國家民族，在過去幾百年以來的歷史恩怨，特別是蘇聯時代造成的烏克蘭大饑荒，已經有很多介紹了。

 

 

 

圖為基輔舍甫琴科國立大學（Shutterstock圖片）

 

 

烏克蘭國家歷史短，缺身分認同文化資源

 

　　中國人常言道：欲滅其國，先滅其史。但這一條並不完全適用於烏克蘭，因為烏克蘭作為獨立國家的歷史非常之短，短到不足以作為支撐培養國民身分和民族身分認同的文化資源。普京一再提到，烏克蘭是一個人為打造出來的國家，是一個列寧等上世紀20年代蘇俄布爾什維克基於「錯誤的民族政策」(蘇俄版的「民族自決論」)，而人為打造出一個烏克蘭國家。他這話當然不完全正確，畢竟有民族史學者和語言史學者認為，烏克蘭民族身分認同和烏克蘭語早在沙俄時代，甚至更早的十七世紀，已經朦朧成型，已經呈現出與同屬古代羅斯人(Russ)的俄羅斯人和俄語有所分流的趨勢。但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來說，普京的確沒有說錯，烏克蘭的獨立國家歷史真的只限於二十世紀20年代初幾年，以及90年代蘇聯瓦解之後至今。因此，如果烏克蘭民族主義真的要依靠歷史教育來培養和鞏固新生代烏克蘭青年人的國民身分、民族身分認同的話，幾乎難以避免一定要與俄羅斯或者前蘇聯糾結在一起，蘇聯時代固然對烏克蘭帶來了大饑荒，但也在烏克蘭建立了現代化工業體系和教育體系，烏克蘭也為蘇聯貢獻了一大批赫赫有名的政治家、軍事家、科學家和文學家。

 

　　既然歷史「靠不住」，那怎麼辦？就必須靠語言：從強調和打造烏克蘭語的獨特性和壟斷性，來進行最強而有力的「去俄羅斯化」，培養鞏固烏克蘭青年一代只認同烏克蘭身分。這項巨大的「國家語言再造與強推工程」並不僅僅存在於烏克蘭本國之內，而是從海外定居的烏克蘭人社群尤其知識分子，已經有意識地展開了，源源不絕為國內的語言政策提供新的養份和啟發。

 

　　龐大而有組織的海外烏克蘭人對保存和發揚烏克蘭語和文化藝術的貢獻。烏克蘭本土有4400多萬人口，在海外則有幾百萬烏克蘭裔，尤其在北美，加拿大有120多萬，美國則有近一百萬。這些北美烏克蘭裔充分利用所居國的成熟公民社會體制和便利，建立起大量的烏克蘭社團組織、語言中心和傳統文化藝術中心，自覺地維護、傳承和推廣烏克蘭語和包括文學藝術等傳統文化。

 

海外為烏克蘭語規範化貢獻，由來已久

 

　　這裏要特別說明的是，海外或者國外烏克蘭人對烏克蘭語規範化、現代化的貢獻，是由來已久的了，早在十八世紀，分布在歐洲各地的烏克蘭知識分子已經有意識地從事對烏克蘭語的規範化整理工作。一種民族的語言，往往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但由於使用人口眾多、分布地域廣泛，不同地區之間總會存在讀音甚至書寫上的差異。因此，該國家的政府總會出於團結凝聚本民族的需要，以國家的力量對語言進行規範化工作，包括讀音、書寫字母和語法等，即便不是強逼全國統一，至少也要整理出一套國家認可的官方通用語。但烏克蘭恰恰因為作為獨立國家的歷史幾乎只是二十世紀後的事，在此之前，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烏克蘭獨立國家，所以根本無法對烏克蘭語以國家力量介入來統整語言規範化工程，只能依靠已經有「烏克蘭民族主義自覺意識」的知識分子，自發地進行語言規範化工作。相比鄰國兄弟俄羅斯，則是從沙皇俄國到蘇聯，都有充足的國家力量進行俄語的規範化國家工程。因此，這些烏克蘭知識分子從十八世紀一直到獨立後的今天，幾乎仍堅持不懈地進行著烏克蘭語的規範化和再規範化。

 

　　不少學者認為，甚至包括烏克蘭裔學者(例如哈佛大學烏克蘭裔歷史教授Roman Szporluk)，烏克蘭語更多只是在文學、藝術和歷史掌故方面發揮作用。現代化的科學技術術語體系，則只能通過俄語來表達，因為俄語有成套系統化的現代科學技術術語體系。甚至認為，烏克蘭語只是農村的用語，俄語才是反映近現代化城市生活的語言。誠然，烏克蘭語承載著豐富的文學藝術作品，例如作為民族特色的盲人吟唱詩歌文學，充滿古樸和讖語般的味道；哥薩克人載歌載舞的風格更是為世人熟知。但是如果因為這樣，就輕信上述說法，就大錯特錯了。

 

　　事實上，烏克蘭知識分子很早就意識到，在任何一個民族的近現代語言中，只要其走上現代化道路，就必然有一半的用語是屬於科技術語範疇內的。因此，從十八世紀到今天，烏克蘭語言學家都銳意整理規範烏克蘭語的科學技術用語，以至於烏克蘭語的科技術語the scientific terminology of Ukraine成為語言學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蘇聯時代下的烏克蘭，科技術語的俄語化是自然不過的了，但同時蘇聯當局卻又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烏克蘭語的規範化。加上海外(十八、十九世紀主要在歐洲其他國家，二十世紀至今則在美國)烏克蘭裔的著力推動，烏克蘭語的規範化程度，已經不下於俄羅斯語，既保留了西部、東北部和東南部的不同方言，同時又以東南部發音作為標準化烏克蘭語，而在蘇聯時代就已經赫赫有名、冷戰之後移居美國的烏克蘭翻譯家Leonid Hrabovsky，他所編撰的烏克蘭實用大辭典，享有如同標準正音字典的地位。

 

去俄社會工程，國語政策可見

 

　　很多觀察家和評論員都留意到，獨立之後到烏克蘭頻頻在國語政策上進行立法甚至修憲闖關。歷任烏克蘭總統，尤其在2004年橙色革命之後，除了親俄國更擁有俄國國籍的維克多亞努科維奇之外，其餘各位都矢志不渝地要把烏克蘭語用法律甚至憲法的名義定義為國家唯一官方語言，俄語只能作為地方語言。現任總統澤連斯基更是幾乎畢其功於一役，要徹底烏克蘭語化，儘管他本人據說更擅長說俄語。語言法律地位上就糾結，固然是一個重要的親俄還是烏克蘭化的較量指標，但還有兩條更為根本的較量：

 

　　第一，把現有的烏克蘭語盡量去俄語化，也就是說，把與俄語相通的語言元素盡量去除掉，用烏克蘭民族主義語言學者的說法，就是「把被俄語污染了的烏克蘭語」重新整理起來。例如，俄烏兩種語言本來都使用古老的西里爾字母書寫，現在烏克蘭語幾乎只用拉丁字母，揚棄西里爾字母。又如對外來語的翻譯，盡量不去參考俄語的翻譯，改用全新的烏克蘭譯法等等，乃至於今天據說兩種語言已經到了幾乎不可相互溝通的地步了。不光如此，在語言發展的探源方面，以前對烏克蘭語的起源，有兩派觀點不同的學術理論，但彼此都承認俄語和烏克蘭語擁有一個同源：古代東斯拉夫語。但今天的語言探源「顯學」已經徹底否認這一點，旅居美國的烏克蘭語音學家George Shevelov就從語音學的角度，為這種「俄烏語言不同源論」提供頗有影響力的證據。

 

　　第二，當然是從學校語言教學和教學語言(這兩者區別對於號稱實施「兩文三語」的香港來說，特別容易理解)上，從重烏輕俄，走到存烏去俄。早在2011年，烏克蘭俄語與文學教師聯合會統計顯示，提供俄語教學的學校數量以平均每年減少130間的數量急遽下降。即使在俄裔人口較多的東烏克蘭，俄語學校與俄語居民的比例也是嚴重失調。去俄羅斯語化的社會工程，在教育領域來得特別猛烈。三十年的國家獨立歷史，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終於實現了幾百年來由民間知識分子自發進行的語言規範化、「國語化」，儘管歷史學界一般認為，1890年是第一次有人正式提出「烏克蘭人」民族身分的年份，當時有兩名來自奧匈帝國西部加利西亞省的知識分子所提出。民族語言之形成，總是比民族之形成來得更早；一群人的民族意識，往往需要某些民族意識之先行者來予以喚醒。

 

　　列寧在其1914年撰寫的《論民族自決權》中提到：必須使持有同一種語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國家形式統一起來，同時清除阻礙這種語言發展和阻礙這種語言用文字固定下來的一切障礙！

 

　　難怪今日普京在烏克蘭問題上，是如此抱怨列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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