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香港與內地人民在過去幾十年走過大不同的道路，撇除「一國兩制」這個制度因素外，兩地的文化亦有明顯的差異。例如，相對內地民眾，港人的「國家」觀念比較薄弱。另一例子，是兩地市民對日本觀感的分別。概括而言，由於慘痛的二次大戰經歷，不少內地人民的心靈傷口依然未能痊癒，半個世紀後，內地社會仍不時出現反日情緒。反之，雖然香港也曾被日佔領三年零八個月，但對於今時今日的香港市民，那已經是很遙遠的歷史。而且，在七、八十年代，香港深受日本的流行文化與飲食文化影響：日本音樂紅星如山口百惠、西城秀樹曾在港風靡一時。現在，壽司店等日式料理無論在中環抑或旺角，都門庭若市。所以，香港大眾除了有時因釣魚台事件對日政府產生不滿外，與內地群眾相比，對日本的觀感都十分正面、友善。加上日本一直是香港市民最熱門的旅遊勝地之一，以自然景色著名的仙台及東日本地區，對港人來說也毫不陌生。所以香港市民對這次地震引起的大災難，即使與日本沒有個人聯繫，亦表示份外的關注和同情。

　　我自己在不同的求學時期認識了不少的日籍友人，對日本這一場接一場的災難另有一番感受。八零年代，到史丹福大學商科學院進修，認識了四位日籍朋友，至今仍保持聯繫。零四年的夏天，我到東京的國際基督教大學修讀日語暑期班。記得我與三位來自美國的研究生成為室友，有一位熱愛泡溫泉的西班牙女士、兩位美國人，大家相處甚歡。我們這些外地生初到宿舍，先要學習的是「垃圾分類」。而且，當我與美國同學發現，即使街上垃圾桶不多，行人道也「出奇地」乾淨，因為日人從小學習把垃圾帶回家處理。與日本友人一起生活的經驗，例如從處理垃圾這一日常小事中，我深深認識到日本人民嚴守紀律的特質。面對地震、海嘯、核危機這三重災難，這優良特質成了日本國最強大有效的「防災工具」 。

　　相反，日政府遲緩的應變及笨拙的抗災對策，讓人大感失望，竟然只依靠東京電力發布的消息，導致未能全面掌握福島發電廠核洩漏的消息。而且，其如撲救山火「半空灌水」的救災方法，也表現得「兒戲」。今次日政府危機處理手法差勁，不但顯露出菅直人班子低劣的管治能力，而且也帶出長期以來日本政治制度問題。過去二、三十年，日本無論在經濟抑或政治上都表現得停滯不前，被稱「失去的數十年」（Lost Decades）。日本政府內充斥著保守的官僚主義，近幾十年一直由政客主導政府，首相等內閣大臣換人如走馬花燈。這種種政治內耗的問題，在這次處理危機上，表露無遺。幸然，日本人民的團結、互助及守紀律的特質，成了抗災最有效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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