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新型滲透以色列？

　　美國和以色列針對伊朗的戰爭仍未見停火，媒體對以色列滲透伊朗的情報間諜活動之報道，可謂震撼而目不暇給。不過，如果因此而得出以色列在情報活動上佔盡優勢的結論，那就失之偏頗了。

　　近日華盛頓研究所(Washington Institute)發表題為「Spy Versus Spy: Iran’s Playbook for Espionage in Israel」的文章，梳理伊朗近年在以色列境內的滲透和招募做法。文章指出，自2020年初以來，伊朗針對以色列境內人員的招募活動明顯增加；到2024年及2025年，部分行動已由早期拍攝地點、收集資訊、塗鴉或張貼標語等低門檻任務，逐步升級至針對軍事設施、關鍵人物和破壞活動的圖謀。按該文統計，2013年至2025年間，已知與伊朗有關、在以色列境內推進的39宗圖謀中，有31宗涉及以色列公民，涉案人數超過45人。這些數字未必代表全部實況，但至少反映出一種趨勢：情報滲透正在變得更分散、更社會化，也更依賴數碼化的接觸方式。

伊朗近年在以色列境內的滲透變得更分散及更社會化 (Shutterstock)

　　若只把這類案件理解為「用錢收買人做間諜」，未免過於簡化。華盛頓研究所的文章本身已指出，伊朗方面常以社交媒體、即時通訊工具和加密貨幣作為接觸與支付渠道，先向目標人物派發一些風險看似不高的小任務，例如拍攝某地、觀察設施周邊活動、噴塗標語或傳遞信息，再逐步測試對方的服從程度與心理邊界。這種做法的關鍵，不在於一開始就要求目標作出重大背叛，而在於先把人帶進一個灰色地帶：任務不大，報酬不高，看似只是「幫個忙」或「做個小單」。但正因如此，心理門檻反而更容易被逐步磨低。

　　這種模式，其實與專業情報研究中的一些經典觀察相當一致。在中央情報局網頁的公開研究《間諜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Espionage)》指出，不少從事洩密或間諜活動的人，並不把自己理解為單純罪犯，而是在壓力、怨懟、身份衝突和自我合理化之中，逐步把原本不可接受的行為重新包裝為可以接受，甚至合理的選擇。從這個角度看，現代間諜活動的真正風險，往往不只是資訊外洩本身，而是個體對行為界線的判斷被慢慢改寫。當一個人不再把自己的舉動視為替敵對勢力服務，而只當成一次普通交易、一項網上任務，或一種情緒宣洩，風險便已經形成。

伊朗會先向目標人物派發一些風險不高的小任務，例如拍攝某地，再逐步測試對方的服從程度與心理邊界。(Shutterstock)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風險也未必完全出於意識形態。在傳統情報研究中，有一個經典分析框架：MICE，這個框架把間諜動機概括為金錢(Money)、意識形態(Ideology)、脅迫(Compromise)與極度自我(Ego)，但較新的研究強調，真實個案通常是多重因素交織。華盛頓研究所提到，在其整理的31宗涉及以色列公民的案件中，20宗與金錢報酬有關，而且很多以加密貨幣支付；同時，涉案者年齡由13歲到73歲不等，超過一半是青少年或20多歲年輕人。這說明，對外情報招募今天往往不再局限於少數具特定政治立場或專業背景的人，而是更像一種大範圍接觸、逐步篩選的模式。換言之，外部勢力要找的未必是早已準備好「投敵」的人，而是任何在金錢、情緒、身份認同或現實困境上存在可利用空隙的人。

　　概況而言，就是「人員化整為零，項目由小到大，招募見縫插針」！

　　在數碼平台和即時通訊環境下，外部勢力可以用極低成本、大範圍地向陌生人發出任務邀請，並透過小額報酬和碎片化任務，一步步建立接觸鏈條。《路透社》報道，以色列政府在2025年7月推出全國性宣傳活動「Easy Money, Heavy Cost」，就是因應相關案件增多，提醒公眾不要為伊朗從事間諜活動。報道引述以方資料稱，在此前一年內，以色列當局已揭發超過25宗案件，並起訴超過35人。即使這些數字主要來自以色列官方，也顯示其安全部門已把問題視為社會層面的風險教育，而不只是專業情報部門內部議題。

以色列安全部門已把伊朗的間諜活動視為社會層面的風險 (Shutterstock)

　　在過去的冷戰時代，是意識形態、政治信仰驅動間諜活動，敵我雙方在招募對方人員擔任間諜時，常有長期的思想滲透。但在今天，外部勢力未必需要敵對國家的人員真正接受一整套完整信仰，只需要削弱其原有忠誠、模糊其法律和道德界線，便足以打開缺口。可能只是對個人現實處境的不甘、對數量不大的金錢需要，或對「小事無傷大雅」的自我安慰，這裏沒有浪漫化為傳統間諜特工故事，不再只是極少數專業特工人員之間的秘密戰，變成一種滲入社會日常的灰色作戰方式，可以把一個普通人逐步推向更高風險的間諜活動之深淵。

　　寫於今年的國家安全教育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