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銀杏基金會的秘書長。她在2010年加入南都基金會，之前在資訊科技界工作十年，因著一個非洲婦女決志讀書的故事而投身社會公益行業。在南都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支持下，成立銀杏夥伴成長計劃，去年獨立營運。

 

銀杏基金會的理念是投資於社會創業家，林紅說。

 

　　適逄她來港公幹，「Good Lab 好單位」創辦人黃英琦特意邀請她來Good Lab分享銀杏計劃的理念和計劃事例。

 

銀杏計劃

 

　　銀杏的理念取材至全球社會企業家培育網絡「Ashoka益創者」。 他們相信支持有潛質的社會企業家，幫助他們建立一個支援網絡，比資助計劃或初創企業本身更重要。

 

　　由2010年9月到現在，總共有81位銀杏夥伴。他們在接觸計劃前，已經執行社會創新項目。基金會依靠推薦人推薦，再邀請合適的人來申請。

 

　　銀杏計劃資助額其實不多，三年三十萬人民幣，每年十萬元，鼓勵用於家庭必須及事業發展。

 

　　用於家庭必須及事業發展。

 

　　其實除了獎助學金，我們鮮有聽聞有基金能夠資助執行者個人。為甚麼呢？林紅解釋，因為大陸的社會公益事業還處於拓荒期，有如30年前的大陸私營部門，創業家是最寶貴的。社會創業家投身公益事業時也缺乏足夠積蓄，甚至得不到家人朋友支持。每年十萬元靈活的資金，對他們來說，是發薪給自己，是償還借款，是研發新產品新服務的經費，也是一種社會肯定。

 

 

評委不簡單

 

　　黃英琦和黑暗中對話（香港）創辦人張瑞霖也是銀杏基金會的顧問導師，也是計劃評委。他們分享當評委也不是易事。「我們要單獨跟申請人一個小時面談，聆聽他們為何要投身這份事業，如何做項目，困難在哪裏。銀杏夥伴找到有火的人。中國有如此的基金會難能可貴。」

 

平等、開放、協作

 

　　除了金錢資助之外，每位銀杏夥伴每年也有一次海外交流機會，兩次夥伴集體聚會，以及其他支援，擴大影響力。

 

　　銀杏基金會很重視平等、開放、協作，夥伴在聚會分享個人成長經歷，交流機構發展經驗，探討合作空間。最近內部在嘗試用幾位銀杏夥伴組成「私董會」的方式相互解決問題，一起學習，即peer advisory group。這個過程主要為澄清問題，界定真問題，在分享建議。要義是追求開放平等對話，不帶批判。

 

共同承擔風險

 

　　在香港，不少人也擔心慈善捐款未能善用，資助項目失敗告終，基金會受責難，所以基金會嚴格監控進度，例如訂下很多表現指標，頻密交報告。林紅認為這種做法不會成功，一來有些長遠的效益難以短期評估，二來很多精力和資金被花在測量上，而沒有去追求真正的核心精神與價值。她希望外界瞭解基金會在做風險投資，總會有項目失敗，一如商業投資。銀杏基金會勇於與創新者共同承擔風險。

 

　　這不是說放任計劃。銀杏主要從三方面評估項目成效：夥伴自身的成長，主要是他們領導力的提升和組織管理能力的提升；組織的成長，比如規模擴大，服務品質提升，支持者增加；還有社會影響力，比如對當地政策的改變的推動作用等。

 

兩個故事

 

　　林紅特意分享兩個事例，闡釋銀杏計劃如何幫助社會創業家。

 

　　馬俊河是一名甘肅民勤的農民，後來出外打工。2004年，他從報紙得知，十年後他的家鄉會變成沙漠，消失於大地。三年後，他種植梭梭阻止沙漠化，並成立組織，招募義工幫忙。他把身心花在拯救家鄉，並沒有收入來源。

 

　　2011年，銀杏計劃資助他維持生計，又資助他到台灣，參考原住民部落的復耕的過程。回來後，他開展淘寶業務，賣當地農產品。三年後，生計已沒問題。梭梭又多又高，面積達兩萬畝，他還成為當地電子商貿組織副會長。他很開心見到狐狸出現，因為這表示周圍的生態適合他們生存。他沒有停下來，設法要發展農業合作社，保持綠地之餘，吸引人來家鄉投資。

 

　　林爐生2005年在北京師範大學畢業，先後成立農民之子社團，改善流動兒童教育，以及燕山學堂成員，做自然教育工作。2011年，銀杏基金會資助林爐生。一年後，他與其他銀杏夥伴一起去了印度考察。他被甘地的事跡感動，也改變了做農村發展的思路。2014年，他回到家鄉福建，成立機構實踐非暴力理念，淨化心靈和推廣社會服務。他也動員福建人捐款出力復修家鄉的圓土樓。

 

　　林紅坦言有一段時間，很多人認為資助林爐生是個失敗案例，因為他離開了燕山學堂。但林紅認為一直相信「他一開始想做農村發展，因為他是農民後代，想改變農村。後來果然發現他回鄉做另一種方法。只是換地方換方法而已。」

 

投資於人

 

　　林紅強調，銀杏基金會投資於人，著力培養公益人才，由社會創業家推動中國公益事業。她希望能加強跟香港社會創業家接觸，希望大家可以相互job shadowing（影子實習），帶一些新的視角，互相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