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世界上許多事件，剛發生時，網絡有許多訊息，但過一兩天後，對這件事的資訊逐漸清楚，從而否定了剛開始的網傳。於是，我們是要盡快掌握訊息呢，還是應該耐心一點，等候更準確的訊息呢？這是資訊爆炸時代應該考慮怎麼善用時間的問題。

　　今年三月，台灣《天下》雜誌刊登新聞工作者黃哲斌的一篇文章，介紹3月7日《紐約時報》科技作者曼裘（Farhad Manjoo）一篇專欄文章，聲稱1月起，他做了一個實驗：關掉手機等科技產品的新聞提示、盡可能遠離社交媒體，他訂閱了4份紙本報刊︰《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舊金山紀事報》及《經濟學人》。他以2月的校園槍擊案為例，描述自己重返紙媒的閱讀經驗。他第一時間就知道這起慘劇，但不看社交媒體，隔天才從報紙閱讀詳情，因而躲過一開始網絡的混亂訊息，包括槍手是左派激進份子、無政府主義者、ISIS、敘利亞反抗軍等無端指控；也避開「這是今年第18起校園槍擊案」的錯誤Twitter文字。他發現，從民主黨參議員桑德斯，到十幾家新聞媒體都踩到地雷，加入轉發這些錯誤的混亂訊息。

　　作為一名科技記者，曼裘因而反省：數碼技術的超速飛躍，一方面迫使專業媒體犧牲準確性，換取報導速度、博取瞬間流量；另一方面，讓讀者身陷假資訊之海，讓意見與新聞不易被區辨，也讓社會被焦慮及恐懼綁架。

　　相對而言，只閱讀紙本新聞，雖然會漏掉一些資訊，但透過專業編輯足夠時間的查證，至少能汲取脈絡較完整的事件報導，而非破碎、真假參半的混亂訊息。

慢新聞能拯救世界嗎？

　　曼裘的文章在《紐約時報》發表後，他的論點觸發不少迴響，不過，並非全部是正面評價。最有趣的是，《哥倫比亞新聞評論》發現，曼裘自稱遠離社交媒體，但近兩個月裏，他仍然大量轉發Twitter、按like，因而質疑其寫作誠信。

　　《紐約時報》則回應，「曼裘的文章並未構成欺騙讀者，不會予以警告或處分。」

　　這故事有其趣味，但背後有值得咀嚼的深意，因而有了四個層次的討論。

第一個層次是：慢新聞能拯救世界嗎？

　　「曼裘實驗」的第一層意義，是反制時下虛浮泛濫的即時新聞。早已有一種反潮流倡議叫「慢新聞」，例如英國雜誌《Delayed Gratification》，意思是「延遲滿足」，每季只出刊一次，整理3個月內值得細讀的新聞議題。BBC去年更進一步宣示，將以慢新聞反制假新聞。

　　即使不標榜慢新聞，近年，包括香港、台灣在內都有較深度的調查報導捲土重來，以長文閱讀反風潮，試圖「以慢打快」，逆反網絡時代的輕薄短小；香港這兩年有以調查報導為主的傳真社和以深入報導為主的端傳媒出現；台灣甚至有個網站就名為「長文」（Longform），精選每篇值得花你半小時閱讀的文章。

第二個層次是：提倡離線閱讀

　　曼裘在專欄裏，建議讀者適時離線，遠離社群媒體，至少避免將Facebook、Twitter作為主要的資訊來源。

　　2月間，有一電子雜誌《離線》（The Disconnect）創刊，內容免費，條件是必須離線閱讀，才能點選文章；意念來源，就是鼓勵讀者不要一直黏在網絡上，而是要專注享受閱讀的美好。

第三個層次是：演算法導致意見極端

　　就曼裘試驗開展的第三個層次的討論，是關於演算法的負面效應。

　　各大社交網站和購物網站都有「演算法」，投點擊者所好。比如你去亞馬遜網站買書，網站隨後就會根據你的買書類別，推薦不少你會有興趣的書籍，這會帶給你方便；但是當社群媒體統治網絡，以演算法作為權杖，就產生一些負面效應。

　　北卡羅萊納大學助理教授圖斐琪（Zeynep Tufekci）講到她的經驗：前年底，她基於研究需要，經常透過YouTube觀看特朗普的競選造勢影片；後來，YouTube網頁上「即將播放」的關聯影片裏，愈來愈常推薦一些白人至上主義的極端言論。

　　她因而質疑，雖然演算法是中立的，但在「資訊接收」的應用上，卻為個體屏蔽不同光譜的言論，而投其所好地推薦一面的意見。在演算法的餵食下，網友的口味愈來愈重，政治態度走向極端，她甚至擔心，YouTube將成為21世紀最強大的極端意識形態工具。

第四個層次是︰討論理性的邊界

　　波依德（Danah Boyd）是一位活躍的資料分析專家， 3月初，她在一場教育論壇上示警：當下所有「事實查核」的努力，根本無法解決假資訊問題。

　　她演講的重點大致是：新聞媒體及教育系統因自身問題，社會信賴漸趨低落，網絡世代學會質疑權威，學會上網尋找答案。然而，當傳統媒體這個權威中介被拆除，當我們在網絡上擁有自己的聲音時，人類歧見卻未縮小，反而成為極端言論的沃土。部分網絡使用者根本不在乎真假，他們只想傳播仇恨訊息、分享惡搞圖片，藉由「政治不正確」大聲表達自身立場，表明自己有能力對抗世界、反制精英階層。

網絡時代的文化戰爭

　　波依德是一名數位科技的擁護者，她表達出深層憂慮。她指出，千禧世代以降的網絡使用者，往往自學網絡生存法則、自學快速傳播技巧；當新聞媒體等權威機構弱化，取而代之的中介權威是網紅、是KOL（網絡意見領袖）、是社群媒體法則下的數字指標，許多人認為：「這麼多人按讚轉分享的，一定是好文章」。

　　波依德主張重新建構一套資訊網絡，回應現今社群資訊網絡的種種問題；但前提是，我們必須重新理解網絡世代的知識系統是如何生產、如何建構，才有機會調和差異，正視這些憤怒的根源，避免網絡社會被仇恨與偏見淹沒。

　　再回頭看曼裘的兩個月實驗，「回歸紙本新聞」無疑是對虛浮泛濫、求快不求真的網絡傳媒的反撲，但不是解決已成趨勢的網絡文化的真正辦法。「慢新聞」與「善用時光」的提醒，可以稍稍拉回脫韁的網絡社群文化；演算法的路線修正，也能迫使科技巨頭嚴肅思考自身的商業模式；然而，我們面前的議題根源是：如何面對人性與社會的矛盾缺陷、面對世代溝通的斷裂落差，並能相互尊重理解，包容歧異，最終發展出另一套言論文化，妥善回應社群網絡時代的文化戰爭。

　　這條路並不容易，然而，「網絡已經是我們的身體」，我們眼耳鼻舌身的一部分，我們幾乎就活在此巨大虛擬社會裏；如何打造一個宜居、較少欺瞞霸凌、更多互信互助的網絡世界，將是未來的挑戰，也是艱鉅的任務。

本文摘自香港電台第一台 (FM92.6-94.4) 李怡主持的《一分鐘閱讀》。該節目逢周一至周五播出，並存載於港台網站(rthk.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