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只是影畫》在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多媒體劇場首度免費公映。

　　這套由陳上城導演（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副校長，曾策劃「繪畫黃仁逵」展覽）及其拍攝團隊花了三年多時間訪問香港著名藝術家楊東龍的紀錄片，從拍攝時間之長可以想像製作過程之不容易。除了經歷疫情，拍攝團隊也要在被訪者還未正式答應讓紀錄片公映的情況下，爭取時間一邊拍攝，一邊與被訪者建立緊密互信的合作關係，堪稱本地罕見的誠意之作。

　　作為楊東龍的一個遲來的粉絲，我是如此慚愧和後知後覺的在2021年1月黃竹坑Blindspot Gallery 刺點畫廊舉行的楊東龍個人展覽《日課》中才第一次親身看到他的作品。自此，我一直被這位香港藝術家的獨有個性和創作風格所深深吸引。

　　隨後，我陸續翻看了好幾本有關楊東龍創作的參考書（例如：《兩・個・展: 楊東龍, 施遠》（1995年由Hong Kong Arts Centre出版）、《沉默鋼琴：楊東龍繪畫四十年》（2020年由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及mccm creations出版）、《就是繪畫：楊東龍》（2021年由艺鵠出版）等……），以及在網上搜尋有關楊東龍為數不多的媒體訪問，才得以對他的藝術世界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去年，楊東龍與施遠的聯展《兩 ・個・展 II – 橫睇掂睇》在Blindspot Gallery刺點畫廊舉行，我有幸得到楊東龍的親自導賞，和他聊天後，除了更著迷於他「只此一家」的香港超現實地道美學，更親身感受到他那七分內斂加上三分神秘的藝術家氣場。

　　楊東龍的寡言性格，對於紀錄片導演而言絕對是一大挑戰。所以對於陳上城導演及其拍攝團隊的決心和堅持，作為觀眾的我是衷心敬佩的。

　　然後，我開始想，如果我是《只是影畫》的導演，我如何可以在被訪者不太說話的情況下表現到被訪者的獨特個性和魅力？是不斷的close up慢鏡頭嗎？但楊東龍畢竟不是《阿飛正傳》梁朝偉或《繁花》胡歌，因此像王家衛導演那樣拍肯定是不行的，那麼要怎樣拍才可以持續地engage觀眾（無論是楊粉 or not）？然後，作為訪問者的我又應該怎樣準備一些精準有趣到位的提問，務求逐漸打開被訪者的心扉，把他最真摯、最深藏不露、最鮮為人知的一面呈現出來？

　　一個紀錄片要拍得好看，拍攝者和被訪者的精神感通（spiritual connection）和深度交流（deep conversation）是不可或缺的。文念中導演的《好好拍電影》便是一個好例子。正如文念中導演所說，《好好拍電影》的拍攝重點並不在於鉅細無遺分析許鞍華導演的作品和有關角色，也不在於滿足導演的一己創作慾望，而是希望把許鞍華導演作為一個電影創作人的工作態度和初心，以及（更重要的）把許鞍華作為一個「人」所關心的議題和commit的事情，以最立體和全面的方式呈現於觀眾眼前。

　　看畢《只是影畫》，最即時的觀感是拍攝者和被訪者在整個片中無論在身體語言和言語交流均表現得非常見外和拘謹（尤其是拍攝早期的一連串令人尷尬的dead air moment ⋯⋯）；在訪談部分，導演給楊東龍的提問也表現不出他對於被訪者的出身背景、藝術生涯、創作風格的充分了解。這是有點令人意外的。

　　例如：導演問楊東龍：「能夠讓觀眾入心的作品是否就是好的作品？」結果是一臉茫然的楊東龍以典型的反問作回答：「你說的好的作品其實是甚麼意思？」事實上，稍為有經驗的採訪者都會知道，對著楊東龍這類心思無比細密，惜字如金的Thinker型藝術家，當你問的是這類完全不著邊際的「行貨」問題，結果只能是自討沒趣吧。

　　同時，不知是否欠缺採訪經驗還是沒做好關於被訪者的資料搜集工作的關係，拍攝團隊在訪問過程中也錯失了大量楊東龍「大開金口」的難得機會，沒好好追問下去。

　　例如：楊東龍有一次說到自己喜歡在畫大畫之間畫一些他口中的「無用的畫」，當作消遣。

　　這時候，我心想為何導演不趁著機會追問他何謂「有用」和「無用」的藝術？譬如說：楊東龍過往畫的那些不太受關注的抽象畫是否「無用」？近年畫的那些仍在畫廊和拍賣行熱賣的當代藝術畫是否「有用」？

　　又例如：楊東龍有一次說現在的藝術已經不只是視覺藝術範疇的事情，所以很難評論藝術的價值 ⋯⋯ 那麼其他外在因素包括藝術市場，不知他又如何看待？楊東龍在早年不是對於跟畫廊作商業合作有顧慮嗎？經過兩次的畫廊展覽後他又有甚麼新體會？

　　也難怪，在第一場公映後舉行的座談會中，當楊東龍被問到怎樣形容整個拍攝體驗的時候，他很subtle地以「不是理所當然」和「玩得未夠盡」兩句話來回答，接著還很調皮地反問陳上城導演：「幾時拍續集？」

　　作為楊粉，我是喜歡《只是影畫》的，因為它滿足了我對於楊東龍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室環境的好奇，讓我可以一窺堂奧；但作為觀眾，我想大家應會期望看到更多有關導演如何以創意的手法，把楊東龍的藝術觀和三觀（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展現給觀眾吧。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