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讀過有關財爺職權範圍的正式文件，但相信不外乎兩大項。其一是制定有關香港經濟發展及民生的政策，其二是總管一切涉及政府收入與開支的事宜。其實第一項的權力並不在財爺手上，各家的婆婆各有一張嘴，政府部門眾多，各有各的考慮，財爺不可能在一切涉及經濟民生的問題上都說了算。財爺真正的「核心業務」應是第二項。

　　香港去年12月外匯基金資產總值2.782萬億港元，扣除負債（主要是用以捍衞聯繫匯率的貨幣基礎）後，總共有0.624萬億基金權益及0.734萬億（此數字乃預算案的最新估計）政府財政儲備，財爺有法定權力去決定這總值約1.358萬億的巨額財富如何運用。這筆巨資是甚麼概念？它等於平均每一港人有接近20萬存款放在政府的庫房中，政府如此水浸，市民相信自己更有管理這筆財富的能力，要求還富於民，十分合理。

全球準備面對「貨幣戰」

　　但財爺另要面對另一難題。香港回歸快將15年，但其中有五年政府出現巨額財赤，而正如預算案所正確指出，全球都要準備面對「貨幣戰」、「貿易戰」和「地緣政治戰」，而香港是開放型的經濟體制，處於這些戰爭的夾縫當中，未來的風險可想而知。政府理財，絕不可不堅持審慎。

　　怎樣用錢才可還富於民而又不違反審慎理財原則？這是一個不易平衡的困難。前年政府在水浸的條件下每人派6,000大元，雖則在細節上有授人話柄的地方（如為甚麼離港數十年從未交過稅的移民都可回港領取6,000元），但我認為這是合理的還富於民方法，我自己決定這筆錢怎麼用要比別人替我決定來得舒服。不過，當時不少評論都認為政府應把這涉及幾百億元的款項用在如何解決香港的長遠發展問題之上。

　　這種觀點可能是對政府的功能太過樂觀了。二十多年前，哈佛的大教授巴羅（Robert Barro）寫了篇經典文章，在理論上，指出政府一定程度的開支有其必要，對經濟增長有利，但超越了這個最優點的支出比例後，政府開支愈大經濟增長便愈會下降，這個最優點在甚麼位置？不同國家情況不一樣，但巴羅文章的實證研究部分卻發現，在實際世界中，政府開支愈大，在其他因素相同或接近的條件下，對經濟增長便愈有負面影響。在邏輯上這顯示出各國政府早已過大，其用度已超越了它們開支的最適當水平，寄望政府增加開支去助益經濟發展，我不敢樂觀，香港過去也搞過多種乜乜港物物港，又有哪一個成功例子？

盡量減少經常性開支

　　有兩種政策政府可考慮。第一是盡量減少經常性開支（這有利審慎理財），但把大量儲備用作成立不同目標的基金，其收益（而不是本金）可以長遠地用來支付這些政府目標。政府似乎也是往這個方向走，值得肯定。

　
　　第二是取消薪俸稅。香港的薪俸稅總額與財政盈餘大致接近，政府根本不用倚靠這筆錢。取消了薪俸稅對世界會發放一個強烈信息，香港財政穩健投資環境優越，由此而帶來的新增投資與人才流入，對政府的其他收入十分有利。

　　倘若政府膽量不夠，不行此著，尚有一招可考慮。大家照樣可交薪俸稅，但若每捐出一元予教育、醫療，扶貧等法律認可的慈善團體，可少交一元的稅。這與捐款有免稅額不同，力度大得多，等於讓納稅人自己決定而不是由政府決定福利開支應用在甚麼項目上。將來團體爭取福利資金時對象會從政府改為直接向納稅人爭取，這是真正的民主方法。

轉載自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