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港出聲」第一次賣廣告時，周融寫了句「破窗理論是紐約市成功滅罪行動引發的理論」，友報專欄作家徐家健教授對此語頗有批判。我是經濟學界中貪污理論的原創人之一，對「破窗理論」算是行家，我認為周融與徐家健都是所有據，談不上誰對誰錯。

　　這絕非「和稀泥」的說法。我們先了解一下「破窗理論」在說甚麼。1982年有兩位社會科學家撰文指出，若有人打破窗戶，而玻璃又不被替換的話，很可能會吸引更多滋事之徒或犯罪分子有樣學樣，肆無忌憚，打破更多的窗戶。1990年紐約市政府聘用了布拉頓（William Bratton）作為負責紐約市公共交通的最高警官，他立即以「破窗理論」作思想指導，採用了對罪案「零容忍」的策略，大力打擊罪案。1993年朱利亞尼當上紐約市長，他隨後索性僱用布拉頓為全市的警察一哥。紐約市的罪案在90年代突然大幅下滑，朱利亞尼及他的支持者難免邀功，說紐約市罪案下跌得自他們的英明政策。上文周融所寫的那句話正是源於此，「破窗理論」受人注意，的確與紐約罪案下降有關。

不能解釋罪案減

　　但徐家健的批判是否有錯？也不是。讀過李維特（Steven Levitt）《怪誕經濟學》的人都知道，他認為美國罪案率在90年代下降，原因是70年代墮胎開始合法化，一些少年婦女不用生下自己難以照顧的小孩，破碎家庭數目大減，從而也使到90年代的青少年罪犯大幅下降，而紐約市罪案率下降，更早於布拉頓被委任為紐約市一哥，所以「破窗理論」不能解釋紐約市為何罪案減少。徐家健指出此點，當然十分有益有建設性。

　　順帶一提，徐家健從前是我校高材生，現在美國大學任教，他與朋友合寫的經濟專欄，題材廣泛，經過幾個月的筆耕，已卓然成家，將來必有巨大影響力。他們的專欄是我向友報的總編推薦的，本來以他們的實力，我是多此一舉，但世事無奇不有，他們向一份知識分子報投稿時，可能該報較喜歡左派文章，所以他們被退稿，於是找我問意見。我現在倒對自己當時的眼光不能不自讚一番。

「破窗」策略符經濟原理

　　不過，「破窗理論」是否查無實據呢？把它用作解釋紐約市的情況，可能並不準確，但不少犯罪學家及心理學家的研究卻又找到不少其他證據支持它。我自己在1986年有篇論文，其內容與此亦頗有共通之處。

　　我那篇論文的原始意念來自我的老師之一，諾貝爾獎得主普雷斯蓋特（Ed Presscott）。我有天去找他聊天，談到打擊貪污的問題，他想了一想，在黑板上畫了一幅圖，只有一條曲線和一條直線，我立有所悟，依此線索，寫了篇文章解釋，為甚麼在50年代「三反五反」後，中國變了世上最廉潔的國家之一，但到了文革過後，貪污個案急劇上升，政府就算耗用不少資源，雖每隔一段時間，大張旗鼓打擊貪污，但總是打它不下？原因是貪污有一特性，當今天貪污盛行時，可能是因為貪官都需要結盟，互相保護，他們被抓的機會很低，所以貪污的成本也不高，大家都大貪特貪可也，怎樣打擊，也不易有效；反之，在貪官不多的地方，一犯法便隨時被人檢舉，怎麼敢貪？就算不用投放多少資源打擊貪污，貪官也會自動絕迹。我此文尚有不少其他的引伸，但其主旨與「破窗理論」十分接近，其後經濟學竟有起碼二、三十篇論文採用近似的方法分析貪污，慢慢成了一組文獻。

　　由此理論推演，我們也可解釋不少有趣現象。為甚麼黑幫頭子只要一發現有手下有異心，便必將其處決，不留後患？原因是他怕別人有樣學樣，一定要先行以處決去震懾他們。同理，香港早已出現美國50年代麥卡錫主義式的「獵巫」現象，只要社會中出現與某些人不同的意見，部分傳媒必會有人跑出來，捕風捉影上綱上線，胡亂打壓。這些傳媒怕的是當別人說出真相後，會有更多的人認同，不斷有更多的人勇敢地出聲，那麼他們便會大勢已去。這種策略符合經濟原理，頗為有效，但卻是有其局限。有些人天生不怕打壓，享受以一挑戰一百的樂趣，社會中這些人多的是，不敢面對事實的攻擊，又有甚麼用？

轉載自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