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我的一位舊同事林毅夫教授，在首爾與一位世界知名、現在美國史丹福胡佛研究所的歷史學家弗格遜（Niall Ferguson）同台辯論中美的前景。弗格遜認為中國的經濟將來不可能超過美國，因為中國獨裁、美國民主。講著講著，林突然問弗是否真的相信自己所說，弗不甘示弱，連忙說相信，林便提出，既然如此，兩人不妨打賭。賭甚麼？是20年後中國的經濟會否超過美國。

歷史學家弗格遜退縮

　　最使人震驚的是賭注。毅夫提出賭200萬美元，弗格遜立時說他沒有這麼多錢，也沒有銀行肯借這麼多錢給他。他又表示不明白林作為一個教授為何有這麼多錢。這其實反映了弗對中國社會的無知。毅夫多年來都是極忙碌之人，不會有時間消費，所以儲蓄率很高，但經濟學家很多都懂投資，20多年前已聽說他在北京投資房地產大有斬穫，以北京的大宅今天的價格，200萬美元又何足道哉？弗格遜聽到賭注後心中發毛，要求降低賭注，最後雙方讓步，只賭20萬人民幣。其後我讀到弗在社交媒體表示，他們的賭注是2萬人民幣，剛好本周毅夫到港演說，我與陳家強及鄭國漢都是對談嘉賓，我連忙問他這是怎麼回事，怎麼從200萬美元變成2萬人民幣，他告訴我是事後弗通過電郵減至此數，弗雖不懂經濟，但名重學林，不是笨蛋，看來是在退縮了。

　　這裏還要搞清一個問題，中國經濟超越美國的定義是甚麼？要知道，若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即考慮到中國物價比美國低，同樣的1美元，在中國可買到更多的東西，中國的總體GDP在2014年左右已超過美國，但若按人均GDP來算，中國20年內則不可能高於美國。從弗格遜公開的說明可知，他們賭的是2039年，以匯率價計算，中國的總體GDP是否大於美國。

　　知道這定義便好辦，毅夫這賭注是必勝的。在2018年，中國的GDP以官方匯價計，是13.41萬億美元，美國則是20.5萬億美元，後者比前者多出52.8%。中國的經濟平均年增長率只要比美國的高出2.03%，到了2039年，按匯率計的中國GDP便會超過美國。

　　這個要求很低，多年來兩者的差別都遠超此數。更重要的是美國根本欠缺中國所擁有的幾個重要增長動力。近7、8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超過7成來自她的高儲蓄高投資率，使到資本的累積很快。只要儲蓄率不持續急跌，經濟的中高增長已幾乎可保持。美國人儲蓄率極低，根本不能與中國相比，這便吃了大虧。中國近3成的增長來自她生產效率的進步，而推動此等進步的因素，中國依然強勁，例如人口城鎮化有利提高生產力，現時城填化的人口雖從40年前的不足2成增至現時的近6成，但仍有很大空間可繼續增長下去。中國國內市場巨大，對發展大數據很有幫助，而且會帶來規模效應。中國人重視教育，每年畢業的工程師比美國與歐洲的總和還多；對科研的投資，也在穩步上升，這些因素帶來的生產力的進步，也使美國十分擔心。

中國儲蓄投資率較高

　　至於哪種政治制度最能促進經濟增長，仍是學術界爭議不休的問題，定量的實證研究結果仍不足以替我們找到答案，而且就算有正或負的影響，其力度也不見得大於其他因素。據一些支持西方民主政制有利經濟增長論的研究，民主之所以被一些人認為有用，是因為它能引致較高的教育及科技的投資。但不論中國的政制被認為屬於甚麼性質，她在這方面的投資不斷上升而且比起西方國家更亮麗，那麼弗格遜認為中國GDP無法超越美國的觀點，便更顯得毫無根據。

　　中國人口4倍於美國，總體GDP高於美國，並不是很了不起的事。若用PPP來算，2017年中國的GDP是23.21萬億美元，美國只是19.49萬億美元。其實中國到了2039年的目標，更應該是用PPP算出的GDP，是美國的2倍以上。達到此目標後，中國的人均GDP仍只是美國的一半左右，但因收入不平衡，在沿海及重要城市加起來的3億多人口中，人均收入很可能已經與美國的人均收入相近。這等於中國國內會出現一個人數與人均收入都完全可比擬美國的人口群，還另有10億人左右可生產與美國同等價值的GDP，中美間經濟的勝負便更明顯了。怎樣才可在2039年達到這目標？我算過一下，中國平均每年的GDP增長率，要比美國高出2.39%才可以，做到此點，難度也不是很高吧！

　　諾貝爾獎得主伏格爾（Robert Fogel）在2010年曾經預言，中國的GDP到了2040年，用PPP來算，會是美國的3倍左右，而過去一段長時間，中美的實際表現，也是按他預測的軌迹前進。毅夫實不應答應弗格遜把賭注降至2萬人民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