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一個讀書人只是發表了一些與官方政策不符的文章，卻換來了牢獄之災。

　　劉曉波，何許人？他就是在六四前夕由美國趕返中國，支援學生的大學學者。

　　他的好朋友陳軍回憶六四前夕：「很多人都很激動，但臨陣都不敢回去。但曉波（時在美國）說，若今天不回去，將來談甚麼民運。」

　　當時，半個月內的飛機票都沒有了，只有第二天一張票，「他不想給自己留退路，買了票就走了。」如劉賓雁說他回去是飛蛾撲火。

　　他返到北京，便走進天安門廣場，自此走上一條不歸路。

　　六四後，他被捕入獄。之後不斷因為言論或文章而被關上監獄。

　　但最令人氣憤的是他太太劉霞的遭遇，她沒有犯罪，為何長期被軟禁？這個是甚麼道理？這又是甚麼法律？

　　即使我們支持一國兩制、即使支持這個執政黨政權，但每每提及言論空間、言論自由、民主法治、民主參政等議題時總是給打壓。為甚麼一個13億人民的國家，容不下一些異見人士？

　　當我們國家今日說要發展文化創意、發展軟實力時，但連留給一個人一丁點言論空間也沒有時，又怎樣有翻天覆地天馬行空的文化創意呢？

　　美國荷里活可以有炸掉白宮、有揭露CIA高層瞞天過海的情節，創意其實就是自由，創意就是還有甚麼可能。在體制框架內，在嚴密監控下，何來真正的自由創意？

　　不要只說香港年青人不愛國，年青人噓國歌，我當然反對。但一個自少接受普世價值，有言論自由、有發表空間的香港年青人，你叫他們怎樣接受劉曉波被關押後，太太劉霞給軟禁的事實呢？又怎樣叫他們接受得了《環球時報》言論的厚顏無恥？

　　劉曉波說：「這麼多年的大悲劇，我們仍然沒有一個道義巨人，類似哈維爾。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權利，必須有一個道義巨人無私地犧牲。」

　　他不就是他筆下的道義巨人嗎？

　　「歷史沒有必然，一個殉難者的出現就會徹底改變一個民族的靈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質......不能指望大眾的集體良知，只能依靠偉大的個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眾。」

　　他的死亡，他的平和，不就是一個殉道者嗎？

　　我們的民主路實在走得崎嶇，又滿載悲劇。2010年12月10日，奧斯陸市政廳的台上，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上沒有領獎者，幾百名嘉賓站立，向一張空凳鼓掌。這一幕和1989年6月4日王維林瘦削的身子，站在一列坦克前面一樣，折射出一個專制政權的非人性。

　　劉曉波死了，於劉霞，更是沉痛的打擊。她父母在過去一年先後病逝，只靠藥物在可入睡，才可避免思考。避免思考她多年來被迫與愛人分離、被軟禁、被打壓下那種孤獨無助。

　　或許詩可以點燃一點愛情之火，讓她脆弱而溫和的身軀感受到劉曉波的愛；又或許詩可以點燃一點生命的火，讓她以脆弱而溫和的身軀，折射那專制政權的非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