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日本執政期最長的首相，安倍晉三的施政影響到每一個社會角落。當他的國葬在爭議聲中結束的第三天，日本媒體就刊出了以下一則消息:

作為日本任期最長的首相，安倍施政影響社會每一角落（互聯網）

　　「東京的醫療法人社團正推進在市內設置棄嬰接收點，匿名接納父母無法養育的嬰兒，預期於2024年秋投用。計劃中的東京棄嬰接收點設於一家婦產科醫院，將有工作人員365日全天候進駐，除了接受棄嬰外，還會協助有需要女性『秘密分娩』，以及為嬰兒找尋收養人等。」

「棄嬰搖籃」與「媽媽的過錯」

　　就是這樣一條簡短的消息，也隱含了安倍時代殘留的影子。2007年，熊本市慈惠醫院開設了日本首家「棄嬰搖籃」，結果卻遭到了安倍的當頭棒喝。當時首次出任日揆的安倍毫不留情批評說:「讓媽媽可以用匿名的方式棄嬰兒不顧，這東西好嗎？我非常反感！」

　　安倍在批評中毫不掩飾表達了一種觀念，即棄嬰問題是「媽媽」的個人選擇，社會不應施予援手。這種觀念實際上亦為他在之後推出的「安倍經濟學」，把企業生存置於社會個體福祉之上的思路埋下了伏筆。

日本首家「棄嬰搖籃」曾被安倍批評（互聯網）

　　在安倍政府的帶頭抵制下，全日本迄今也只有慈惠醫院一家「棄嬰搖籃」在營運，而這家機構在成立後的首10年接收了130名棄嬰，即平均每月1名。如果有關計劃推廣到全日本各地，上述數據也就可能被揭發只是冰山一角。推動在東京設置棄嬰接收點的醫療法人社團理事長小暮裕之直言，兒童虐待案頻發令人擔憂。雖然社會輿論對於設置棄嬰接收點褒貶不一，但他仍希望推廣到日本各地。

新生代難以復刻的繁榮

　　長期以來，類似日本少子化問題一般都會被媒體渲染成年輕夫婦的「個人選擇」，例如為追求更高的生活質量而放棄生育，或者是追求時髦的跟風行為。棄嬰問題浮上水面，顯然為少子化現象添加了更為複雜的社會因素。

　　類似「個人選擇與社會無關」的觀念，慣穿自民黨政府治下，及經濟泡沫破滅以來的日本。例如「草食男」、「啃老族」，被形容為一群具有特殊的、變異性質的群組，而忽略了在經濟泡沫破滅後新生代無法在個人事業與財富超越父母的「無力感」。當今天的日本青年從父母的舊衣衫和用品中，感受到上世紀80年代年輕人的奢華生活之時，恐怕難以找到復刻這種繁榮的路徑。

　　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亦在老人群體蔓延，而安倍的施政同樣成為了催化劑。NHK在2014年曾播出一套《老後破產》的紀錄片，講述日本老人作為戰後一代成功者，年輕時事業一帆風順，自置了物業，也有了積蓄，滿以為退休後可以無憂生活。然而隨著自己長命百歲的活下去，既缺乏政府的經濟和醫療支援，而安倍又在此時推行日圓量化寬鬆政策，導致老人儲蓄被稀釋，陷入《楢山節考》式的惡夢。

核災後的安倍三支箭

安倍在福島核災後推出振興經濟的「三支箭」政策（電視畫面）

　　2011年爆發311東日本大地震並引發福島核災，安倍於次年二度拜相，推出振興日本災後經濟、以「三支箭」計劃為核心的「安倍經濟學」，第一支箭就是大規模量化寬鬆；第二支箭是擴大國家財政支出；第三支箭則是促進民間投資。「安倍經濟學」一如既往貫徹了他的政治優先秩序，既通過透支國力來扶持企業生存，寄望振興私企，再惠及社會個體。

　　事實上，日本在戰後也是透過企業在海內外市場的成功擴張，打造經濟奇蹟並惠及年輕勞動人口，有效化解了民間左派政治運動。就此角度而言，安倍的三支箭可以說是繼承了自民黨一貫的治國思路，再受到當時美國奧巴馬政府在金融海嘯後的量化寬鬆啟發，本身並無新意。

　　不同的是，日本今非昔比。在海外市場，彼時日企已在數字化進程中輸給美國，連白色家電也相繼被南韓和中國追上。在國內，少子化、啃老族、老後破產等問題依次「爆煲」。「安倍經濟學」就像掛在國民身前的誘餌，但當企業並未能按安倍設想再次成為經濟成長動力時，社會個體，尤其是弱勢社群就淪為了三支箭的犧牲者。

東奧打開民怨爆發缺口

　　在此背景下，雖然日本的社會民怨往往呈現一種碎片化狀態，但近期國內發生爭議性事件時，卻一再打開民怨大爆發的缺口。去年夏天的東京奧運，就罕有地招致了日本民眾的示威反對浪潮。當時，新冠疫情爆發為「安倍經濟學」潑下一盆冷水，安倍再度以健康欠佳為由辭職。他的繼任者菅義偉在商界催促下，堅持於7月舉辦奧運會。

　　大批民眾要求菅義偉內閣收緊防疫取消東奧，甚至是在奧運開幕式期間，亦有民眾在會場外示威。此情此景，與1964年日本經濟成長下的東京奧運盛況，形成令人唏噓的對比。菅義偉因為堅持舉辦奧運，民意支持率跌至只有28%，於9月黯然下台，從而開啟了岸田文雄時代。然而才不到一年時間，日本民間又掀起了反對安倍國葬的大規模示威，這是否說明，自民黨治下的民怨爆發頻率之高，已不容得再以鴕鳥態度應對？

去年東奥惹來民眾示威潮（ 互聯網）

　　即使是在安倍去世後，獲他提拔的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仍在喋喋不休為貨幣寬鬆政策護航，但民生問題也已紙掩不住火。在岸田內閣為安倍舉行國葬次日，日本明治田生命保險公司公布一項針對年輕父母的民調結果，發現有高達85.2%表示「物價上漲增加育兒費用負擔」。只有29.5%的父母「還想生子」。以「未來收入存在擔憂」而覺得難以生子的女性，比去年增加4.6%。

岸田時代繼續冷處理社會問題

　　調查說明，類似日本少子化問題，剝開潮流術語的包裝，其實和區內其他國家一樣，也離不開通脹、低收入等現實的經濟和民生負擔考量。岸田在上台之初尚且打出民生牌，呼籲企業為員工加薪，雖然此舉最終無非也是為了刺激國內消費以挽救疫下經濟，但卻並未獲得商界響應。而岸田自此也把眼光轉移到了修改和平憲法、北方四島主權歸屬等自民黨傳統的「宏大議題」，對此起後伏的民間不滿加以冷處理。

　　是以，當反對安倍國葬的民眾表達了諸多訴求後，岸田內閣卻只專注於「統一教會」問題。它的邏輯是:部分自民黨成員與宗教團體的「個人關係」，導致了國民不滿，因此屬於個別事件。只要岸田內閣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段清理這批政客，事件就會告一段落。

　　如此一來，不僅安倍派系要員被趁機清理出岸田內閣權力核心之外，示威民眾提出的年輕人資源不足等問題，也再次被束之高閣，繼續在沉默中「燜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