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 | 從「九一八」看戰略預警的發展

　　甚麼叫做戰略預警？簡單來說，有A和B兩個彼此敵對的國家，A一直計劃對B國進行軍事入侵或者打擊行動，B國針對A國的情報蒐集活動，自然全部集中在預測A國到底會在何時、何地，用多大的兵力來進行軍事入侵。因為這是關乎B國生死存亡的大局之事，所以這種情報蒐集和預測工作，便稱之為「戰略預警」。

瀋陽紀念「九一八事變」93周年（互聯網）

　　昨天是「九一八事變」紀念日，中國國家安全部的微信公號發表了一篇名為「誰提前預警了九一八事變？」的文章，文中介紹了塵封歷史已久的中共隱蔽戰線機關：中央特科，其派駐東北的地下黨人員如何觀察和蒐集日本關東軍的各種動向，分析評估出「日本人要動手了」（即日本很快就要在瀋陽發動軍事入侵行動）的戰略情報，並提前一個月通知了東北軍的遼寧省政府。儘管因為種種原因，無論是東北軍閥的領導人和軍政機關，還是中央的南京國府，都沒有重視這份戰略預警情報，九一八事變還是爆發了，但無損中央特科在戰略預警方面工作的出色水平。

　　筆者反而對一個問題充滿好奇心，就是東北軍特別是其領導人少帥張學良，到底有沒有這個戰略預警的意識？到底有沒有戰略預警的能力，尤其是成立專門的情報機關呢？畢竟東北三省的地盤是牢牢掌握在大帥張作霖和繼承者少帥張學良手中。日本自1919年以來，在奉天省（今年遼寧省）駐屯幾千人規模的關東軍，雖然兵力規模遠遠低於號稱有三十萬之眾的東北軍閥部隊，但日本想吞併東北的狼子野心是路人皆知，張氏父子更是心如明鏡。

　　但這個戰略預警工作，如同股票投機入市一樣，光是知道股市要漲了、牛市要來了這類宏觀趨勢是不夠的，關鍵要知道到底具體哪個價位才是入市的最佳時機。同理，光是知道日本有入侵的野心，也是不夠的，關鍵是日本侵略者到底會在甚麼時間入侵，這才是戰略預警。因此，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和軍隊領導者，是需要建立和完善從事戰略預警工作的情報機關和工作流程，不能單憑領導人個人感覺甚至瞎猜。中央特科就是一種比較成熟的情報機關（當然它不僅僅是情報機關，同時也是保衛機關），蒐集和分析評估情報的工作流程也相對成熟專業，可以說是走在當時世界情報機關發展的最前沿。

　　要知道所謂「戰略預警Strategic Warning」這個概念，是二次大戰之後才提出來的。準確講，是世界軍事科技已經發展到了洲際導彈裝載核彈頭的水平，美國與蘇聯都具備了這些軍事高科技。雙方對對方的軍事打擊和入侵行動，已經不再是傳統的飛機大炮坦克軍艦等常規武器，而是直接對對方發射有核彈頭的航程幾千公里的洲際導彈。從下達發射命令，到導彈點火、升空，最終飛抵對方領空領土爆炸核彈頭，整個過程所需的時間，是隨著科技發展而變得越來越短，短到分鐘計算。換句話說，在導彈和核戰爭時代，幾分鐘之內就可以發動一場毀天滅地的突然襲擊式入侵，這就要求美蘇兩國必須建立強大的即時情報蒐集和分析系統，能夠在敵人發射核武導彈那幾分鐘之前，就能迅速而準確地預警這個入侵打擊行動，從而讓本國武器系統能迅速攔截和反擊。這個概念和相關的軍事理論和操作系統，便在這間不容髮的軍事科技下應運而生。

張學良被指未及時對日軍發動9.18事變做出反應（網上圖片）

　　但在二戰之前，並沒有這麼厲害的武器，即使敵國發起突襲式入侵，也不至於速度快到導彈核武時代那麼厲害，各個幅員遼闊的大國還是有相對充裕的時間和空間來應對敵國的突然入侵。因此，在二戰及二戰前的軍事學說當中，並沒有「戰略預警」的提法。不過，沒有這個提法，不等於沒有這樣的實踐。

　　實踐總是走在理論之前，在1930年代的二戰前夕，蘇聯要防範納粹德國的入侵，國家安全委員會（後來的KGB）的第一總局就是分管針對德國入侵的戰略預警工作，時任局長的菲京（Pavel Fitin）就成功蒐集到德國入侵蘇聯精準時間的戰略級情報，一再向蘇聯領導人斯大林提出預警：1941年6月22日，納粹德國將入侵蘇聯。事實證明，這個情報時間是完全正確！

　　在同一時期，美國針對日本實施電報監聽和破譯密碼的工作，甚至早在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沒多久，美國國務院和軍方已各自針對日本政府和軍方數十種不同的電報密碼，進行大規模監聽和破譯工作，並對這種監聽和破譯的工作部門，給予一個充滿歷史厚重感的名稱：黑室Black Chamber，這是源於十六世紀英國著名情報頭子Francis Walsingham爵士和法國國王亨利四世分別開創的情報機關名稱。這個美國版的黑室，就是國家安全局NSA的前身。

日軍佔領瀋陽（網上圖片）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是西方各國軍事學說蓬勃發展的時期。但無論是蘇聯，還是美國，都沒有「戰略預警」這個概念，英法德日也沒有。這些國家都在沒有軍事理論指導的前提下，直接動手實踐，蘇聯是以人力情報（即間諜，蘇聯術語稱為「國際偵察員」）為主，輔以電報監聽和密碼破譯技術情報手段；美國對日則主要依靠技術情報手段。兩國都建立起日趨完善的情報機關，從而保證情報蒐集和分析評估工作的專業性和高效率，而不是僅僅依賴一兩個所謂的「諜王」。

　　所以筆者才在本文第二段中提到，中共中央特科在情報機關工作的完善化方面，是走在世界前沿的。九一八事變發生在1931年，比德國入侵蘇聯和日本偷襲珍珠港的1941年還早了十年。美蘇兩國情報機關固然在開動著，但畢竟尚未發生敵國發動突襲式入侵這種戰略級別的戰略事件，所以才顯得特科在情報工作上的前衛性。

　　那直接承受九一八事變的東北軍又如何？張氏父子當然非常清楚日本人的侵略野心，特別是1928年皇姑屯事件，張大帥被刺殺身亡。雖然現在對這個刺殺事件的歷史研究有了新的觀點，有學者認為有可能蘇聯參與了此事。但是在當時，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是日本人下的黑手，那麼對於接任的張少帥來說，日本人的侵略步伐不僅接近赤裸裸，而且急到想拿他們父子性命的地步了。換言之，防範和預警日本入侵的戰略意識，肯定已經充斥少帥的心頭。縱觀當時的東北軍，可以說是除了南京中央軍之外，擁有最好裝備的軍閥部隊，連海軍和空軍都有！但幾乎沒有歷史文獻記載，東北軍有獨立的情報機關。反觀日本，各種軍方的、政府的、民間的特務機關遍地開花，無孔不入。關於當時日本特務和特務機關的情報能力，不少評論者研究者都認為是高到令人驚訝和不寒而慄的地步。筆者對此有所保留，以後有機會在專文討論。

　　既然在情報機關建設上，東北軍和日軍可謂強弱懸殊，那是否東北軍就無所作為？當然不是，不少研究證明，少帥也積極重整對日情報蒐集工作，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外交管道上的情報，最經典的莫過於通過兩位留學日本的中國人，一位是明面上的外交官王家楨，另一位是潛伏日本的蔡智堪，居然拿到了臭名昭著的軍國主義文件《田中奏摺》的原文，並迅速委託大報媒體予以全文公開，揭露日本侵華的狼子野心。雖然這不能說明日本將在何時開始入侵中國，但也成功引起國際輿論的廣泛報導，對於團結國內外各界團結抗日，起到很大的作用。此處作個補充說明，關於《田中奏摺》的真偽，今天學術界仍有爭議，但仍無損當年為揭發日本侵略野心而作傑出貢獻的人物之形象。

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局長菲京（Pavel Fitin）曾準確預測納粹德國入侵（網上圖片）

　　二是重整瀋陽和奉天省的警察體系，少帥把自己衛隊一位名為黃顯聲的旅長，調任瀋陽和整個奉天警察部隊的首長。在1920至30年代，不少國家的警察部門同時承擔一定的情報和反間諜工作，皆因警察的刑偵技術、社會治安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本身就具有與情報蒐集和反間諜工作近似的專業要求與手段。結果，黃顯聲和瀋陽警察部門不負眾望，不僅蒐集到日本關東軍向瀋陽方向集結調兵到情報，同時從日本僑民社群中了解到日軍準備以佔領瀋陽來解決「中村事件」（東北軍軍官秘密處決日軍情報人員所引起的糾紛事件），更厲害的是，獲得了日本軍方大特務土肥原賢二來到瀋陽會見關東軍司令的情報，這位土肥原，正是策劃九一八事變的三大特務之一。這些情報都是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前半個月偵知。在缺乏專業情報機關支持和在非常有限的時間下，瀋陽警隊所能蒐集的情報，已經很有戰略價值了。

　　雖然之後日軍還是成功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少帥和南京中央方面不作抵抗，東北領土全境淪喪，但特科、外交人員和警務部門等各個方面工作單位，他們為預警日本入侵所作的一切努力，還是值得我們後人讚頌和紀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