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香港有句流行諺語叫「關公災難」，大意是指本來負責搞好公共關係，向市民傳播正面信息的公關人員，因種種失誤造成反效果，結果釀成「關公災難」。

　　有位下半身癱瘓的老人家向我投訴，指他在公立醫院求診，不單排期時間長，到預定時間去到醫院，竟然苦等了幾小時仍見不到醫生。為了跟進這個案，我先瀏覽醫院網頁，卻找不到其行政總裁的聯絡方法。我繼而向醫管局公關查詢，誰不知那位公關諸多推搪也不願提供該行政總裁的聯絡方法。

　　今時今日，不論政府、公營機構或企業，做好公關工作十分重要。可是有些公關過猶不及，以為做公關騷等於做公關工作，或者以為幫老闆做擋箭牌，「把麻煩耍走」便可，往往變成窒礙溝通，使事情惡化。

　　另一個因為「關公」主導或會釀成災難的例子，便是「土地大辯論」的公眾諮詢。

今次「土地大辯論」是一場沒意義的公關騷，不單未能凝聚共識，更已引發階級矛盾，讓社會更難邁向和諧。

　　今年4月底，特首提倡的「土地大辯論」正式展開，大抵政府覺得土地供應問題太複雜或太有爭議性，不願直接處理，於是把工作「交託」予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並且預留1200萬元進行各項宣傳工作，當中公關公司合約486萬元、跨媒體平台宣傳合約355萬元，於是巡迴十八區商場展覽、街站、公眾論壇及問卷等所謂「公眾參與活動」紛紛出台。

公眾問卷把土地問題簡單化

　　然而，這些公關花式對諮詢工作有沒有實質幫助？其實自「土地大辯論」展開以來，各界評論員、傳媒，以至跨黨派議員均猛烈批評，例如公眾問卷被傳媒戲謔為「點心紙」，把土地供應問題過度簡化。

　　以粉嶺高爾夫球場為例，雖然委員會有提供發展球場的可行性研究資料，包括土地面積、可容納人口等；但這些資料並不足以決定是否發展該用地。土地發展問題複雜、細緻而專業，要決定是否發展一個地區，必須同時研究交通配套、公共設施（例如污水處理）、地理情況、鄰近環境等等。若單提供某些數字便著市民選擇，只會收集到「不知情的意見（Uninformed Opinion）」，這是公眾諮詢工作的大忌，也會達致危險的結果。

詮釋意見方法成疑

　　另一個問題是，政府將會怎樣詮釋這些經問卷收集的意見？是以數量為依歸？還是以其他標準處理？能否做到真正公平客觀？若問卷意見與專家意見相違又如何？例如，幾乎每一個土地選項背後都難免牽涉不同利益，若有利益集團存心影響結果，派出大量人手填寫不記名的問卷，結果將會如何？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可有考慮過這些情況？

　　我認為今次「土地大辯論」是一場沒意義的公關騷，不單未能凝聚共識，更已引發階級矛盾，讓社會更難邁向和諧。例如反對保留粉嶺高爾夫球場的人士把球場使用者說成「權貴、特權階級」，卻無視球場對香港高爾夫球運動發展的貢獻，讓討論失焦，要達致共識談何容易。

意見紛紜 要有人下決定

　　更重要是，香港已在土地供應的問題上花掉很多寶貴時間。今次諮詢歷時五個月，即使土地供應小組神速地在一個月內將意見整理好，仍要把報告交到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討論，若屆時有議員反對，或需再召開公聽會等等。結果可能是特首任期過半，政府仍未能拍板作任何決定。

　　有時事評論員曾經指出，政府要如何增加土地供應，行政長官心中理應已有腹稿。但若諮詢結果並非如她所想，是否浪費時間及資源？另外，香港過往都是透過填海來增加土地供應，例如將軍澳、大埔、屯門及荃灣等新市鎮，部分面積均是靠填海而來。然而，在「Not In My Backyard」的心態下，填海造地的選項也會有人反對，難道政府就要放棄填海？

　　有位看完「土地大辯論」商場展覽的市民向我說：「如何增加土地供應，每個人都有不同意見，但最重要卻是有一人要下決定。」若特首和政府已心裡有數，何不爽快一點，把發展方向直接告訴市民，我相信只要方案對香港有利，便應該坐言起行，市民也會接受。反之，別讓 「關公」把特首害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