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常有傳媒朋友要我為特區政府的抗疫表現評分，我都不便回應。事實上，我相信行政長官形容自己及官員們不斷加班、不眠不休等等，不是假話，只是仍然未達到市民的期望。

政府手忙腳亂

　　疫情發展至今，市民大致聚焦四個階段：之前是封關及口罩短缺，最近則是武漢港人及郵輪港人能否回港。

　　而到目前為止，市民主要認為政府沒有急市民所急，決策滯後又不果斷，每一步都比澳門政府慢，而且沒有主導口罩供應及限制價格，讓不良商人把口罩抬至天價，市民一罩難求，自然怨氣沖天。

　　在我看來，若計工作時數，政府是很勤力，但在市民眼裏，政府便顯得手忙腳亂，倒瀉籮蟹，有勞無功。

依本子辦事

　　特區政府有沒有依本子辦事？答案是有的。

　　根據食衛局的文件顯示，政府在去年12月31日得知武漢有二十七宗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個案後，食衛局局長隨即在1月2日主持了跨部門會議，討論如何應對，並於1月4日宣布啟動「嚴重應變級別」(Serious Response Level)。

　　1月7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把「2019新型冠狀病毒急性呼吸系統病」納入香港法例第599章《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Preventionand Control of Disease Ordinance)，並於1月8日刊憲。1月30日起逐步關閉口岸，直至2月4日關閉羅湖及落馬洲口岸，香港十三個口岸已關掉十個，把出入境人流壓至最低。隨後又於2月8日起實施十四日強制檢疫等等。

港英年代有大型演練

　　伴隨無盡的會議及記者會，政府工作似乎沒停，為甚麼仍然失分？「甩碌」位在哪裏？

　　我認為問題出在特區政府整體應變能力不足，緊急應變系統「生鏽」。

　　由港英年代開始，政府有一套歷史悠久行之有效的「緊急應變系統」(Emgerceny Reponse System)，主要由保安局負責統籌整個政府的緊急應變措施。當中最高層次的委員會，回歸前是由港督領導的「總督保安事務委員會」(Governor Security Committee)，回歸後改稱為「行政長官保安事務委員會」(CE Security Committee)。

　　緊急應變系統不單用來應付公安事件或恐怖襲擊，而是包括但不限於風災、火災、大型車禍、山泥傾瀉或重大衛生事故等等大規模緊急事故。那時候，每當有重大事故發生，緊急應變系統啟動，各個政策局便要提供當值官員(Duty Officer)，各級官員組成當值隊伍，輪流在下亞厘畢道政府總部地庫的應變中心通宵當值、收料。我相信很多退休或資深政務官都有當值「風更」、「水更」的經歷，我還記得應變中心儲備很多乾糧，應付我們通宵達旦工作所需。

　　此外，保安局每隔三至五年便會統籌整個政府進行大型演練，該年度會專門開設一個首長級編外職位，通常由外籍政務官負責，以豐富的想像力及經驗來「度劇本」，模擬各種大型事故及應對措施，例如空難、船民湧入、核電廠爆炸如何疏散等等。

　　舉例說，80年代我們演練過突然大量船隻泊岸，大批船民湧入，我們如何控制人流，做衛生檢疫，防止疾病傳播，尋找隔離設施等等，說起來和如今的疫情控制異曲同工。

　　在緊急應變系統下，政府上下各個部門各司其職，環環相扣，才能迅速有效地應對各種事故。也許回歸後，這個系統已淪為紙上談兵，疫情來襲，政府不知所措。

律政司欠發揮

　　另一方面，律政司的角色理應相當重要，因為政府要快捷準確地掌握法例，知道在哪種緊急狀況下，可以運用哪條法例、哪些權力。可是在今次的抗疫過程中，律政司司長的作用，例如向市民解釋相關法例等等，接近零。

不敢宣布「公共衛生緊急事態」

　　我留意到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2月7日的記者會上，只是說行政會議通過訂立《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和《預防及控制疾病(披露資料)規例》兩條規例，卻沒清楚說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是根據香港法例第599章《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把香港列入「公共衛生緊急事態」(Public Health Emergency)，才得以訂立該兩條規例的。

　　我認為公布香港已進入「公共衛生緊急事態」是重要的，可讓市民明白狀況，加以配合，更可讓罷工工會明白，他們的罷工是不合法不合理不道德的。我不知道政府有何顧慮，為甚麼不敢宣布香港進入「公共衛生緊急事態」。政府有權不敢用，未能加快處理危機，例如限制口罩價格、徵用某些設施或郵輪、禁制醫護罷工等等。

　　不過，目前疫情未過，要蓋棺定論，為時尚早。但願疫情盡快過去，我們早日回復正常生活，屆時再論政府功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