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期間在家讀了《不在香港的日子》，作者鄭仰平是香港中英文口譯的先驅，被譽為同聲傳譯大師。1972年鄭仰平加入剛成立不久的香港政府傳譯組，擔任首席翻譯。經過他的即時傳譯，香港人首次聽到立法局會議上的中文發言。10年後，他作為英方代表團譯員，參加了中英關於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1982-1985年在各種中英外交場合擔任英方首席翻譯。由於經常出現在電視新聞中，鄭仰平在香港的知名度很高，同時也得到各界的好評，但他為人低調，對工作上的事守口如瓶，也不願對外談及自己的家庭生活。

鄭仰平的著作 -《不在香港的日子》

　　2010年出版的這本書，收錄了一百多篇散文和雜記，是鄭仰平1987年離開香港政府後公開發表的。那時他在美國加州和台灣教書，文章的主要是對當地各種現象的評論，並未提及任何中英談判的往事或趣聞，因此全書最吸引我的部分是他太太耿燕所寫的序。該文較詳細地介紹了鄭仰平的成長經歷，讓讀者能更多了解他的為人和風格。鄭仰平2014年去世，享年85歲，許多人讚揚他始終如一的專業精神和謙虛低調的職業操守。

外事翻譯責任重大，保持低調專注業務

　　鄭仰平先生是翻譯界的前輩，我對他的認識有兩個層面，一是四十年前的親身經歷，二是傳媒的報導和剛讀完的這本書。

　　1983年，我大學畢業進入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中國記協），任國際部英語翻譯，辦公地點在人民大會堂南面的西交民巷50號。當時，中英關於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已經進行了幾輪，每次開會都有香港記者來京採訪，負責接待他們的是中國記協國內部主管港澳記者的雷渝平大姐。我入職之後，記協領導安排我在接待香港記者時協助雷大姐工作，這令我有機會在中英談判的會場內見到鄭仰平做翻譯，因為每一輪中英會談開始時，記者可以在現場採訪雙方代表團團長的開場白，而坐在英方團長旁邊的翻譯鄭仰平會將英語翻譯成普通話。在中英談判期間，中方先後派出多位翻譯，但英方則始終是鄭仰平一位。他用詞準確，風格穩健，氣場很強，給我這個剛開始做口譯的新兵留下深刻印象。

　　在外交場合，政府官員代表著國家，他們的每句話都有可能促成一項協議的達成，或者令雙方的談判破裂。外事翻譯要盡量做到字字準確，句句到位，為此必須非常專注，不斷學習新知識，隨時掌握新詞彙。同時，在工作中還需要保持低調，不能為了表現自己而「喧賓奪主」。正如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當年所說，「對工作一定要認真，但別把自己太當回事」 (Take your job seriously, but not yourself.)。中國外交部翻譯室在這方面有優良傳統，歷代翻譯都能專心做事，低調做人，將自己的一技之長貢獻給國家的外交事業，這是專業精神的最高境界。

工作目標中外一致，譯員仕途各不相同

　　中外各國的外事翻譯都有同樣的工作目標，但在不同的制度下，從事翻譯工作的人會有不同的事業軌跡。幾十年來，中國外交部的不少翻譯後來都成為資深外交官，許多人出任駐外大使，官職最高的可能是楊潔篪（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外交部長），其他知名度較高的包括現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劉建超、已故中國駐法國大使吳建民和他的夫人施燕華（曾任外交部翻譯室主任、中國駐盧森堡大使）。吳建民曾經擔任毛澤東、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的法語翻譯，而施燕華則是1980年代鄧小平的英語翻譯。

冀朝鑄（左四）為周恩來做翻譯

在天安門城樓上，冀朝鑄（左二）為毛澤東做翻譯

　　上述著名翻譯都是在國內學習外語的，而當年外交部最棒的英語翻譯冀朝鑄卻是在美國讀書長大的。他9歲時隨父母兄長到美國，中學畢業後考入哈佛大學。讀二年級時朝鮮戰爭爆發，冀朝鑄放棄了學業與父母一起回到祖國，作為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團的翻譯前往朝鮮工作。他對英語和美國社會有深度了解，其翻譯水平堪稱一流。1970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請美國進步作家斯諾向華盛頓傳遞重要信息，站在毛澤東與斯諾身後的翻譯便是冀朝鑄。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遜抵達北京首都機場時，站在周恩來身後做翻譯的還是冀朝鑄。多年後，冀朝鑄出任中國駐英大使，還曾擔任聯合國副秘書長，他的回憶錄取名為《站在毛澤東右邊的那個人》（The Man on Mao’s Right）。

冀朝鑄的回憶錄 - 《站在毛澤東右邊的那個人》

　　很多國家的體制與中國不同，外交部的翻譯屬於專業人員，似乎沒有升任大使的路徑。美國國務院的布朗（Jim Brown）在服務政府近四十年後，從高級翻譯的職位退休，他曾經為六位美國總統做翻譯。出生於華盛頓的布朗是外交官的兒子，早年曾在台灣生活，中文很流利。1981年他進入美國國務院，後來被派往中國常駐。1984年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訪的美國總統列根時，布朗是美方的翻譯，而中方的翻譯正是上面提到的施燕華。此後40年，在歷屆美國總統與中國領導人會面時，美方的翻譯基本上都是布朗，特朗普在海湖莊園招待習近平時，坐在領導人背後的翻譯還是布朗。我在美國做記者時多次採訪中美領導人的會晤，幾乎每次都見到布朗。他的英譯中用詞比較準確，但我感覺有時在詞序和造句上有英語痕跡，偶爾發音也不準。這可能源於幾種語言在他腦袋裡「打架」，因為除了漢語普通話，他還會講粵語、日語、韓語、法語、西班牙語，而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最難翻譯的是中文的四字成語。

習近平和特朗普在海湖莊園會面時布朗（中）在做翻譯

1984年鄧小平見列根時，布朗（左二）和施燕華（左三）分別為美中雙方領導人做翻譯

布朗（右二）為習近平副主席與拜登副總統會晤時做翻譯

　　由於做過三年口譯，我深知這裡的水有多深，非常佩服那些翻譯界的高人。1999年4月朱鎔基總理訪問美國時，有一場晚宴的翻譯是梅纘月女士（June Mei）。無論是英譯中還是中譯英，她都得心應手，嫻熟自如，有時還用一些武俠小說用語，效果非常傳神，引發全場爆笑。我在宴會後跑去採訪她，得知她生在美國，但曾在香港讀中學。她的普通話是在回美國讀大學時向台灣同學學的，又因為讀金庸的武俠小說太入腦，一些武俠用語往往脫口而出。這樣的翻譯奇才真不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