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以南非主教杜圖的逝世，為我們帶來傷感的句號，特別於暴力隨著極右勢力崛起在全球有回歸跡象的此刻，杜圖為世人留下非暴力抗爭的遺產，更顯珍貴。他作為羅馬教廷的一員，慢慢建立起一套「兄弟情」(Ubuntu/brotherhood)神學，成為打破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有力論述。

　　杜圖指出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別人的平等相待。他勸導會眾說，上帝的愛實在是太大了，當中也包括愛我們眼中的敵人，因此，祂並不會局限於衝突中的任何一方，不會分享我們的仇恨。

　　當面對白人會眾時，杜圖會強調神學和《聖經》中的啟示，指出平等相待乃是上帝要求我們的相處之道，因此種族隔離政策絕對違反上帝的旨意；在面對黑人會眾時，杜圖則安慰他們說，上帝永遠站在被壓逼者的一方，並必定解放他們。但他也鼓勵他們要「愛鄰舍」、相信非暴力抗爭的力量，更重要是追求與敵人的「復和」，這樣真正的和平才會到來。

　　從杜圖我不其然想到印度的聖雄．甘地，甘地的非暴力抗爭一樣成為後世抗爭運動的範式。甘地最具感召的力量，就是他從不對政敵口出惡毒之言，絕不咒罵與侮辱他人。

　　如果杜圖的非暴力抗爭神學論述很符合西方人的思維，那麼甘地的非暴力抗爭則非常東方，是一種內化的生活理念，這與印度教哲學有密切關係。如果要深入了解甘地精神，可能真的要對印度教文化精神有點認識才行。

　　甘地是位素食者，過著尤如苦行僧的生活，這樣人便可把欲求降至最低，達致心靈和諧，不易發怒，遂可把怒氣轉化為能量，讓內心的沉默與平靜成為一種更有效的抗爭力量來源。換言之，印度教中的最樸實生活方式，結合到抗爭運動去，就是用清明的心靈去觀照社會上的不公不義，從而產生感召。

　　甘地的抗爭與杜圖一樣具宗教情操，他的一言一行，緊隨印度教教義。他作行動決定之前，必進行內觀，即讓心平靜下來，並釋除「自我」，不致偏執。他的信念在於Satyagraha，Satya，英語譯成「truth force」，意為「精神的力量」、「真理之路」、「追求真理」等。Agraha則意指溫柔有禮的堅持，絕不靠羞辱與散播仇恨。他披著土棉布巾、雙手合十，以及一對赤腳，成為啟發後人的謙卑精神象徵。

　　沒錯，甘地的確以苦行作為修身的重要手段。中國《禮記》的《大學》篇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首先就是修身，甘地也強調這點，他說:「只有當我們自身不斷淨化時，才能制止戰爭、貧困不公……」。因此他對自己有嚴格要求，他定期守齋、把自己的財產和金錢奉獻出來、並放棄顯赫的職位。

　　他的非暴力精神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的。他以「苦行」作為鬥爭手段，因為非暴力最本質的條件就是自覺忍受痛苦。非暴力並不是指屈服於惡者的意志，而是指運用一個人的全部靈魂力量來反對壓逼者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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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些人質疑甚至恥笑非暴力抗爭的成效，認為是痴人說夢。不過，哈佛大學政治學家切諾韋思(Erica Chenoweth)通過對二十世紀數百場運動的研究發現，和平抗爭不僅是個道德的選擇，也是改變世界最有力的手段，而且比其他手段有效得多。此外，她在數據中亦發現，當有超過人口3.5%的民眾堅持不斷參與和平抗爭時，便更有可能帶來重大的政治改變，而此一發現成為後來知名的「3.5%定律」。

　　切諾韋思把研究結果總結成書，名為《和平抗議何以有效:非暴力衝突的策略邏輯》(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對世人有相當大的啟發性。可是如今再次面對衝突此起後落的局勢，重看這書，想起杜圖和甘地，令我百般滋味在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