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0日）談到沈聯濤月初在一個論壇上認為，人民幣國際化不等於去美元化，並指美元在世界的主導地位只會由美國自己輸掉，其他國家貨幣並不容易爭取到。美元（或美國）在全球金融市場的領導地位真的難以撼動？那麼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是否又「此路不通」了？

　　與沈聯濤同場的另一位講者、中國國際期貨公司總經理王永利也指出，今時人民幣國際化程度，例如外貿支付及儲備貨幣地位都未及預期。至去年第二季，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仍在3%之內（圖一），也遠低於特別提款權（SDR，詳見下文）的12.28%權重比例。

貿易、金融、儲備3功能

　　事實上，某種貨幣國際化的程度很視乎那個主權國家在國際上綜合實力和影響力有多強大。某種貨幣要同時具備3大功能，才可以進一步國際化：一、國際貿易；二、國際金融交易；以及三、國際儲備。貨幣要有儲備功能，甚至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話，它的安全性、流通性及盈利能力都要高，而爭取成為儲備貨幣，也可說是貨幣國際化的終極目標。

（CNS）

　　縱使有部分論者就人民幣「取代」美元地位談得興高采烈，沈聯濤卻引述了國際政經權威、美國加州大學著名的經濟學家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的說話，指過去美元取代英鎊的霸主地位歷時70多年，但人民幣國際化只走了20年，即使像有人說的40年，時機也未到。因此，美元將不再是全球主導貨幣的報道被過分誇大了。

　　艾肯．格林在談去美元化時說，雖然有數據顯示，美元在外滙儲備中的份額下降，但有關它喪失全球主導貨幣地位的報道無疑被過分誇大了。美元在外滙儲備的份額下降，原因包括不少央行需要干預外滙市場和利率變化，但沒有證據顯示，制裁會產生效果，而大部分從美元轉出的資本，均流向其他非傳統的儲備貨幣。

人民幣國際化指數仍低

　　沈聯濤引述中國人民大學人民幣國際化指數表示，指數雖呈上升趨勢，但仍低於潛在水平（圖二）。雖然他說人民幣國際化與美元地位無關，但美國的態度似乎是想「扼殺」人民幣國際化於萌芽階段。

　　美國為遏制中國崛起，遏制人民幣國際化，發動了芯片戰。其實，與芯片相關的法案（CHIPS Act）及通脹降低法案（IRA）無非都是想透過提高美國本土元素的要求，來恢復美國在關鍵技術領域上的領導地位。

政策取代經濟理念

　　可惜的是，美國的產業政策已取代了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也令歐盟的政策立場轉變。《歐洲晶片法案》原本希望到2030年，將歐盟半導體產業提升到全球產能的20%，投資額超過430億歐元，而印度、中東、日、韓、台則構建獨立於中國以外的半導體供應鏈，芯片戰令全球貿易減少，有害無益。

　　貿戰以外，美國還會對不友好國家實施經濟或貿易制裁，導致去全球化和去美元化加劇。自90年代以來，美國制裁過20多個國家，佔全球制裁措施三分之二。資料顯示，近三成（29%）的全球貿易受到某種制裁，以及四成的能源生產商受到制裁，相信大部分是美國的傑作，這與全球在二戰後講求合作的大原則，豈非背道而馳？

國際化　人仔有路行

　　其實，中美貿易緊張，已非始於新冠疫情前後。2018年7月至9月，美國對中國340億（美元．下同）的進口貨強加25%關稅，中國同樣以完全相同的手法對付美國進口貨；同年底，休戰。至2019年5月，華為令中美貿易戰火重燃，美國就2,000億元中國進口貨，額外加25%關稅；中國以600億美國進口貨抽25%關稅報復。直到拜登政府上場，推出印太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掀起「香港製造」標籤的爭議等，都一副戰鬥格。

　　不過，即使中、美角力，生意仍要繼續，貿易仍要進行。沈聯濤指人民幣國際化之路雖然漫長，但仍有出路。未來20年，隨著亞洲國家從全球工廠向數字服務的轉變，將增加各大央行數字貨幣（CBDC），尤其是數字人民幣淨結算的需求，並減少對美元的依賴（圖三）。他更透露，由香港金管局、泰國銀行、阿聯酋央行及中國人民銀行推動的CBDC，下一階段將是跨境支付。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要有更多國際貿易以人民幣結算，有更多國家增加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的比例。CBDC可能正是其中一個開拓人民幣國際化空間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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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鎖SDR

　　特別提款權（SDR）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分配給成員國使用資金的權利。它是一種儲備資產及記帳的工具，可供各國用於進行國際結算的特別權利。IMF會按成員國在IMF的份額來分配SDR，協助各國平衡國際收支。

　　IMF成員國可用SDR向其他成員國換取外滙，以償付國際收支逆差或償還IMF的貸款，還可以SDR作為國際儲備。

　　SDR雖不是貨幣，卻與一籃子貨幣掛鈎，有一定的代表性。

　　（投資涉風險，每投資者承受風險程度不一，務必要獨立思考。筆者會因應市況而買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