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雨傘運動9人被控公眾妨擾罪，案件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審訊。「佔中三子」戴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各被控「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三項控罪；另外，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及邵家臻、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學聯前常委鍾耀華及張秀賢各被控「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兩項控罪；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李永達被控「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一項控罪。

　　從控罪看，只說「公眾妨擾」，還算可以理解，但說到「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便似是架床叠屋，無限上綱，有點「玩花樣」的意味。對於此案的裁決，九子各有罪名成立。區域法院法官陳仲衡頒下的260多頁判詞中，有8頁提及「公民抗命」。法官在判詞中指，公民抗命並非抗辯理由：「被告因在公民抗命過程中犯下罪行而被起訴，公民抗命並非法律上的辯護。法院沒有任何職能，裁定公民抗命背後的政治理據之優點，法院應關注罪行成分和爭議問題。」

　　看法官判詞便可看出此案關鍵，在於對「公民抗命」的理解。涉案九子聲稱因「公民抗命」而佔中﹔而法官則欲繞過「公民抗命」的爭論，不針對九子佔中的動機，只看佔中的行為有無造成公眾妨擾而作出裁決。畢竟「公民抗命」在普通法的國家，已成為一個高貴字眼，正如法官提及，終審法院已認同公民抗命的定義為「一個公開、非暴力、本著良心的政治行為，與法律對立，以達到改變法律或政策目的。」

　　可見法官若認同「佔中」是等同公民抗命，九名被告一定被判無罪，且在法律上有理有據。「公民抗命」這個概念首先由美國作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1817年－1862年）於1849年提出，受「公民抗命」概念啟發的社會運動事例包括爭取印度獨立的聖雄甘地、美國民權運動者馬丁路德金以及南非的曼德拉。

　　「佔中」倡議的公民抗命行動，是要佔領中環要道，然後參與者等候被捕，希望以這種自我犧牲的行為，喚醒其他人明白現有的選舉制度不公，未能保障所有港人的民主選舉權。毫無疑問，佔中行動影響所及，會令中環要道受阻，有人可能因而不能準時上班，影響收入，一些中環企業難以正常運作；一些中環居民也可能因交通阻塞而出入不便；也可能因人群聚集，令中環一些商戶生意受損。但若佔中行動真能成功為香港爭取民主選舉權，讓選出來的特首更有認受性，能制訂和有效執行政策，帶領香港脫離現有的管治困局，則上述的所謂損失，都變得微不足道了。

　　可惜佔中行動是失敗的，以亂局收場，這就難怪法官譏諷「佔中九子」是不切實際和想法天真。而無論如何，2014年的佔中運動是香港的歷史事件，這次審訊也是一次歷史性的審訊，雖然法官不想觸及「公民抗命」來裁決，但歷史畢竟仍會以是否「公民抗命」來定性這次運動的是非。歷史性審訊應交由歷史去裁決，真正的法官不是陳仲衡，而是歷史。我們活於今日，沒有人有資格說三道四，自命做歷史判官。至少再過五十年，重看這段歷史，自有公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