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玉《青花盆與菊》

創下畫家個人世界拍賣紀錄

油彩纖維板 1950年代作

尺寸：123.5 x 93.6 cm
估價：估價待詢

拍賣價： 5330萬港元

拍賣機構：香港佳士得
日期：2010年11月27日

《青花盆與菊》常玉的自我觀照

　　據目前為止所整理出版的資料中顯示，常玉50年代重彩花卉構圖的大尺幅創作，約不超過二十幅，而其中一半以上已為台灣 國立歷史博物館做為永久典藏品，這些博物館典藏品原先為常玉於1962年時，受當時台灣政府教育部的邀請下，回到台灣做第一次於亞洲舉行的盛大個展所精心挑選的作品，其中展品名單，主題尤以花卉靜物居多，可見常玉認為此一系列花卉創作為其藝術生涯的精華，而《青花盆與菊》更屬其中的代表精品。

　　中國早在東漢時期的壁畫中便有花卉盆栽的描繪，隨著道家精神的影響與文人對自然的嚮往，植栽花木布置與觀賞，逐漸成為文人引自然入室、同感時序的生活情趣。1930至50年代間，花卉靜物一直是常玉主要的創作題材，從多樣瓶花與植栽的呈現，可見藝術家對於花卉本身的形象與象徵意涵的反覆探討，將此視作大自然的縮影與形式再現，盆花的呈現雖僅是室內一景，卻隱含了作者觀照自然萬物的想像與追求。

　　而在常玉眾多的花卉植物作品中，菊花主題佔有將近一半的比例，藝術家對於菊花的喜愛可見一斑。菊花自古以來便是文人雅士抒情吟詠的對象，在陶淵明著名詩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影響下，更成為文人典型性格的代表與清高淡泊品格的象徵。唐代詩人白居易以《重陽夕上賦白菊》一詩中感歎道：「滿園花菊鬱金黃，中有孤叢色似霜。還似今朝歌酒席，白頭翁入少年場。」詩人以菊花自況，描寫與晚輩的歡聚宴飲，同時亦寄託了時光易逝、青春易老的感懷。常玉在《青花盆與菊》中，同樣以菊花為題，卻以近乎九十度的直角強調有稜有角的樹枝，塑造出盆菊高挺的姿態與不畏秋霜的傲骨，充分傳達出向上生長的力量感，隱含著對自我與萬物價值的自信和肯定。

　　常玉出身富貴，但旅居法國的多數歲月卻經濟困頓，他超越了現實的壓迫，以安貧樂道的生命態度寄情於藝術，創作不僅成為他個人的情感寄託與自我實踐之道，同時也是藝術家人生意義與生命價值的體現。

　　常玉的繪畫在1950年代後產生顯著的變化，不論在色彩及構圖上皆明顯地趨於大膽，亦展現了強烈追求突破的企圖心。二次大戰後，歐洲經濟蕭條，常玉在此一時期，經濟狀況也陷入困境，於是便於同鄉的中國傢俱廠，為漆器、傢俱著色、繪圖來維持生計，這個因緣際遇卻讓常玉在繪畫創作上，有了重要的變化。源自中國民間藝術中陶瓷及刺繡的繽紛色彩與古樸的線條運用，啟發了常玉在繪畫上新的嘗試，《青花盆與菊》選擇以濃烈厚實的暗紅色背景襯托清新淡雅的菊花，在色彩的應用下強調出菊花的特質與象徵意涵。若仔細觀察細節，則可在局部發現民間色彩的應用，如綠色的花萼以及白色花瓣邊緣透出的普魯士藍、草綠色和橘紅色，常玉刻意將這些色彩半透明的薄塗，與背景的暗紅色不著痕跡的融合，而在平滑的表面造成了隱約的層次變化。

　　此外，在構圖安排上，若對照菊花、青花盆與桌面的大小，可以發現主角盆菊的比例已脫離真實物象的描寫，呈現常玉理想中的概念化造型特徵，可見藝術家的企圖不只在於描寫靜態的花卉，更是建立在中國傳統「寫生」的概念基礎上，「生」包含了「生趣」、「生氣」、「生動」等意義，在畫家對物象長期反覆觀察後，將外在形態與內在精神完整地表現出來。中國文人往往賦予對象物主觀感受與情感想像，在物我的交流中營造特定的生命情境，《青花盆與菊》不僅是常玉對於文人花鳥傳統的再延續，同時亦可視為藝術家自身的投射，孤身一人在法國創作四十餘年不懈的常玉，也正如同畫面中的盆菊，孤獨傲世卻依舊繁花盛開。

　　就藝術上的分類而言，文學是時間的藝術，繪畫則是空間的藝術，然而《青花盆與菊》卻在線條的表現手法與造形元素的構成中，展現了既能靜觀、也能動視的巧妙佈局。主角盆菊的枝幹首先朝不同方向延伸，在角度轉折間順勢向中間聚攏，葉子則相互掩映，在畫面中段的位置最為密集，上方六朵已然盛開的菊花大致排列成「V」字型，引導觀眾的視線往下集中於畫面中心，如此回環往復即形成了畫面的動線，在行進中產生了時空交錯的動態感。中國建築講求「曲徑通幽」的意趣，在常玉錯落有致的枝葉線條與分割的塊面安排中，畫面空間得以重新劃分與組合，因而在曲折迂迴中形成層次清晰、整體和諧統一的連續性空間。至此，《青花盆與菊》清晰地展現了常玉在創作概念上的轉換，盆菊、桌面與背景的結合不單是場景的描寫，空間經營更是為了塑造出一種生活情境，在現實的世俗環境之外，畫面空間提供藝術家一個更具體的退隱場所，追求文人的生活趣味、生命價值和人生意義。此處的「隱」也並非一種消極、避世的人生觀，事實上，這當中含有對抗世俗外在環境，顛覆既有社會價值，進而另創一種人生境界的意圖。《青花盆與菊》因此在時間與空間意義的架構與詮釋中，重新定義畫面空間的可能性，隱含藝術家對於生命意義的積極開創。

　　唐代詩人王昌齡在《詩格》一文中提出「三境」之說，他認為詩有三種境界：只寫山水之形的為「物境」，能藉景生情的為「情境」，能托物言志的為「意境」。從1931年的《玫瑰》到50年代的《青花盆與菊》，我們看到了常玉在二十年間對於不同境界的超越與突破，《玫瑰》擷取了東方繪畫傳統中特有的空間美學概念，在西方繪畫偏向寫實的三度空間透視基礎上，將主觀情感注入原本靜物寫生的直觀呈現，融入更為深層的抽象觀念組構物象；《青花盆與菊》則回歸中國文人傳統的思考面向，以自身理念鎔鑄於客觀的生活景物之中，開闢出超越於現實的人生意境。也因此，從「情境」至「意境」的呈現，隨著傳統山水的空間意識與文人傳統的結合，常玉的靜物畫逐漸抽離了現實性，在生命情境的營造中開創造一種嶄新的藝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