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橋的啟用和開通，不但在實質上令整個大灣區的一小時生活圈夢想成真、提升了整個粵港澳大灣區的競爭力，更標誌著內地與港澳地區的合作到了一個新階段。

　　先說說數字，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不但令港深只需15分鐘、港穗只需50分鐘左右即能互通，而港珠澳大橋更令香港國際機場往來珠海的行車時間由過去4小時（240分鐘）減至45分鐘，而香港貨櫃碼頭往來珠海亦由3.5小時（210分鐘）減至75分鐘；香港和粵西地區的人流、貨流得以打通了，更令珠海、中山、江門等這些不少港人家鄉和海外華人的僑鄉大大拉近了距離。

　　先不要說這兩項通過嶄新技術而落成的最新基建，筆者做東南亞研究時已聽過不少新加坡朋友說過，他們都羨慕香港能有整個（中國）內地這個幅員遼闊的市場和靠山；這種心態與香港人一般都希望如近日電視熱播的節日「嫁到這世界邊端」一樣盡快也移到那世界邊端，大相逕庭。前香港科技大學校長朱經武也提過，新加坡開國總理李光耀曾向他表示，時時刻刻都想新加坡和香港調換位置，因為新加坡要水無水，要地無地；在天然資源極其窘乏之下，迫使新加坡接二連三發展出世界一流的污水淨化、海水化淡和填海技術，不但應用在他們本土之內，更將這些技術外銷到中東地區。反觀香港，沒有這種壓力，因而也沒有這種動力；手到拿來，因而缺乏發展和創新的動力；甚至可能因為越來越大的競爭壓力和空間壓迫，從而訴諸情緒化言行。

　　筆者同時熱衷於請教香港的實業家、尤其工業家有關大灣區基建愈趨完善對他們發展上的影響；顯而易見，他們大部分都會對此表示歡迎，而且會令他們更多的來往兩地。然而，值得留意的是，由於兩地在營商環境、社會、教育，尤其在稅制、融資和資金流動等方面的差異和限制，縱使大灣區基建愈趨完善，社會大眾一般認為因此而最能獲益的一群，都不一定因此而增加對兩地的投資，又或者創造更多的商機和就業機會，因為這事關「政策基建」工作有較大的改善空間；這一點，值得各方關注。筆者任職的嶺大中國經濟研究部、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所將於未來一段時間，比較集中研究如何促進「政策基建」的改良和創新，從而令香港以至整個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得以取得更大效益；其中營商環境、資金流動和通關制度的改良和創新，將會是我們的研究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