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最忙碌的一段日子，筆者廢寢忘餐，每天回家，家人都已經入睡。好不容易一家人一起吃一頓飯，突然發覺父親頭髮白了、稀疏了，頓時心裏一酸，甚是難過。

　　我們每天努力工作、加班，創造經濟價值，貢獻GDP，但與家人相處的時間，沒有經濟回報，難道就沒有價值？筆者的研究範疇包括透過「社會效益評估」去量度政策的社會價值，從而 使政策更加人性化。用「社會效益評估」去量度筆者與家人的相處時間，絕對有價值，甚至可以用金額去量化這個價值。

團結香港基金於今年3月推出《社會創新》研究報告，其中建議政府引入「社會效益評估」，評估政策的社會價值。

　　「社會效益評估」在英國相當普及，但香港政府尚未採用。在介紹「社會效益評估」的量度方法之前，筆者先談談香港政府在2013年引入「家庭影響評估」，要求制定政策時，從「愛與關懷」、「責任與尊重」及「溝通與和諧」三個層面去評估。存款保障計劃及強積金計劃等等200項影響民生的政策，都進行過「家庭影響評估」。評估的指標包括，政策能否令家人之間互相照顧、能否保護家人的身心安全等等。

　　筆者樂見制定政策時，考慮這些非經濟但人性化的指標。不過，現時的評估機制只能判斷政策對家庭「有影響」或「無影響」，但缺乏量化的功能，不能判斷有「多少影響」。「社會效益評估」正好能夠彌補這個缺點。

　　為何量化如此重要？筆者曾經就「兩蚊乘車優惠」進行研究，發覺不少老人家因為這個優惠可以更融入社會，亦可更多探望家人朋友，生活得更幸福。這個優惠計劃來年的開支需要11億，能否證明計劃的社會價值大過經濟成本？現時的評估機制未能提供答案。

　　其實，除了兩蚊乘車優惠外，全民退保等政策都有明顯的經濟成本，但如果能夠量化其社會價值，與經濟效益比較，絕對是衡量政策的有效工具，其科學化的計算方法，亦有助減少政策爭議。

　　不少國家已經要求政策制定時，需要利用「社會效益評估」去計算非經濟的影響，更開始建構一些「社會價值」資料庫，令人對每一項活動的價值一目了然。例如，有美國學者就計算出每行一日山，所創造的社會價值約是265港元。政府可用這些數值與經濟成本比較，作出明智的政策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