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條約令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從此與廣東省同操粵語的人民經歷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發展為兩套制度，兩套社會文化，但粵港兩地的地緣相近，成千上萬的家庭盼望在97之後團聚，兩地經濟合作超過30年，在家庭結構、經濟商貿層面，已由民間發展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是，從今日有機發展而成的合作關係跳到由兩地政府催谷融合，必須先解決法制的基本問題。

　　香港與深圳真正的差異不是由深圳河劃分，而是兩地的法制給予人民不同的保障或規禁。無容置疑，香港的法例、執法過程、司法程序均可給予人民較大的保障；縱使我們未能百分之一百掃除濫權貪腐，但香港官員大體上與小市民直接有關的層面均可廉潔自持，執法者未至於濫權成災，司法機關至今尚算獨立公正，這都是內地，以至廣東省，或毗鄰香港的深圳望塵莫及。雖然已有些家庭為求較大的家居空間或工作需要移居深圳，但以放棄法制保障為換取較寬敞的居住環境，代價絕不便宜。若深圳的法制給予居民與香港相若的保障和自由，相信移居深圳的家庭的數目必定比現今大幅增加。而特區政府不但無力將香港的優良法制輸出予鄰近地區，亦無力處理兩地跨境基建帶來的執法問題。

　　在建造高鐵撥款，港珠澳大橋工程的審議過程中，議員多番追問中方海關在西九龍的高鐵終點站如何運作，司法管轄權如何劃分，港珠澳大橋一旦發生車禍，法律責任、保險賠償按那一個地區的法制辦事，官員均不能清楚解答這些具體實在的問題，令人擔心缺乏清晰法律框架的跨境合作會損害香港市民現有的保障。

　　另一事例見諸兩地處理食物安全的不同標準。內地居民為追求食物安全，蜂湧到港搶購奶粉，供應不能及時增加滿足所有需求，令本地嬰幼兒有斷糧之虞。若鄰近地區不加強對人民的保障，只要求香港特區大開中門，兩地法制的差異將帶來一次又一次的衝擊。

　　特區官員曾在立法會會議上表示：跨境基建的結構安全採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則，即整條跨境大橋將採取較高的安全標準。其實在其他跨境議題，亦應採取同一態度：同時增加兩地居民的保障，而不是拉低港方標準。否則，港人絕不會接受多年辛苦爭取得來的保障，在「融合」過程中被溶掉。

《公民起動主席　何秀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