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跟特區高官聚餐時提及競爭法一事，大家亦不禁莞爾。記得90年代我出任副工商司時，社會已出現要求立法促進公平競爭的呼聲，但當時港英政府不願透過立法規管競爭問題，遂想出一緩衝辦法──由消費者委員會負責個別範疇研究（Sector Specific Studies），就個別範疇的競爭問題對症下藥。

　　當年消委會經過研究後，指銀行公會商議利息的習慣違反公平競爭原則（當時香港銀行公會有協商利息的做法，令銀行間無需競爭，可將息口固定於有利銀行的水平，變相令市民難以即時享受低息的好處），令銀行公會取締議息安排。其實，此議息安排在西方早被視為違反競爭的price fixing cartel。這種個別範疇研究成為當時的擋箭牌，成功助政府舒緩立法的壓力。後來，要求推出競爭法的呼聲再度高漲，政府想出另一方法──成立競爭諮詢委員會（Competition Advisory Committee），又成功多拖延十年。

　　然而時至今日，競爭法立法已到了拖無可拖的地步，鑑於種種政治和社會壓力，政府終於決定引進競爭法。那麼，究竟為何社會要求定立競爭法？政府又為什麼要迴避立法？這兩個問題值得探討。

歐盟例子　小心參考

　　香港一直自詡是自由貿易經濟體系，但其自由開放卻只限於商品交易（trade in goods），例如零關稅、沒有入口配額等安排，令商品貿易方面能作公平競爭。但香港的服務交易（trade in services）素來被指不公平，例如美國商會多年前曾向香港政府投訴，指外地律師及醫生來港執業需考牌，而專業試門檻過高，變相成為香港業界的保護屏障；又例如全港只有兩家電力公司、由兩大集團壟斷超級市場業務，間接引致相關貨品價格高企。

　　從政府角度看，世上沒有任何經濟體系是絕對公平的，當中或多或少有不公平競爭現象；要減少這些現象，應使用行政方法或立法手段，抑或引進西方的公平競爭法？政府深明引用外國例子的難處，以歐盟為例，其轄下辦事處有整個部門執行競爭條例，針對五大範疇，包括反壟斷、規管合併、價格操控、市場分配，以及濫用市場領先地位，該競爭部門需要大量人手執行工作，是以由西班牙政客Joaquin Almunia牽頭，其私人辦事處（cabinet）就有多名熟識法律和經濟學的專家負責工作，且有權力執行罰款；而法庭亦能下令中止企業間之合併，可說是個龐大的官僚系統，權力甚大。

　　香港是否適宜參照外國例子，花大量公幣成立這系統？成立之後，如何避免系統濫權？它又能否有效制衡不公平競爭現象？實在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