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無論「長三角」還是「珠三角」的大城市都在鬧「民工荒」。個別行業，如低端製造業、飲食和保姆業等的缺工情況尤其嚴重。據勞力保障部門的估算，在滬飲食行業的缺工率就達到20%以上，以全行業100萬從業員的規模推算，勞力缺口在20萬人以上。而有些行業即便是提高雇員的薪水也請不夠人。以保姆為例，上海現時有經驗的保姆每月薪水高達3700元，相較一般的大學畢業生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仍供不應求，人才難得。

　　香港的飲食等行業長期缺人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政府限制外地勞工進入就業市場，保護本地工人的飯碗；而港人求職選工也相對挑剔，造成了「有工沒人做」的現象和長期的雇員缺口。可是上海等國內發達的城市，潛在大量的農民工，理應可填補了城市低端職位的缺口，令人費解的是供不應求的情況依舊。

　　剖析當下勞動力的結構，或許可以一窺其中的因由。自八十年代大力推廣政策減低出生率以來，第二代民工相繼投入勞力市場，構成了各大中城市低端勞力供應的主要部分。對比他們的父輩，第二代農民們工在相對優越的物質環境中長大，對工作環境和行業前景都有更高的要求。第一代民工進城打工，目的無非就是多賺點錢回家蓋個房子、讓孩子上學念書，所以對工作的條件要求很低，努力拼搏。新一代的民工在動畫片和電子遊戲中成長，已解決溫飽問題的他們求職要求也遠較第一代民工高，不再願意從事既辛苦又缺乏晉升途徑的工作。

　　
　　從另一方面講，早年農民進城打工的確也造成了好些隱性社會問題。有些農民夫婦一同外出，留下小孩和老人在家鄉生活。常年在外打工，對家中老小的日常生活尚不能照顧，更遑論對兒童成長的支持與輔導。《華爾街日報》就曾經在一個專題中報導過一個民工家庭的故事。民工夫婦常年在外打工，把兒女留在老家給老人照顧。可能是缺乏家長的引導和傾訴的對象，女兒變得無心向學，甚至在初中課程完成前就揚言要退學；而小兒子也常和一些不良少年混在一起。這令出外打工一心只想為子女創造更到學習環境的夫妻擔心不已，最後決定由妻子先行辭職，回鄉開導孩子。

　
　　農民工離鄉別井，隻身來到城市後人生路不熟，要面對的重重困難並不是一般城市人可以想像的。雖然近幾年各城市政府提高了對農民工及其子女生活上的協助，總體來說民工和城市間關係還處於一種簡單的「臨時工雇傭關係」：農民工出賣勞力，換取薪水，但是享受不到城市整體發展後的成果。

　　隨著收入水準的全面提高，新一代的農民工不再願意為了城鎮工資間的差距而遠赴他鄉，以致城市勞力供應頓減。不過農民工缺乏這一現象也不能簡單地概括成工資太低的問題：假設諸位讀者的老闆願意給你加薪2倍，但是規定每年只能回一次家，你願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