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紀念日前夕，爆出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三年前遭竊聽的疑雲，他雖當是「茶餘飯後的趣事」，但社會則會關注政府在監視、監聽及截取通訊的活動上的規管及其執行，以保障港人私隱及言論自由的權利。

議員須在立法會大樓內保密而安全地與市民會面，議員間及與官員間的商議免被竊聽都十分重要，故防竊聽措施要認真執行。

　　很多政府在國內和境外都有監視監聽等活動，歐美、中國政府有；敵國之間，甚至盟國之間都有，最近就爆出美國曾竊聽法國總統的做法。竊聽分政治或保安的性質，有政治目的之竊聽或監視，港府似乎一直有，以前港英年代有，回歸後相信仍有，儘管曾有議員指董建華時期並沒有監聽。

　　即使曾鈺成辦公室被人裝上偷聽器屬實，作為普羅市民，除了猜猜誰是監聽者，包括其政治對手，甚至CIA、MI 6，以至國安部（！？）之外，港人只會當電視劇中的宮廷仇殺「鬼打鬼」情節般看待，但若當權者對普羅市民都「一視同仁」，港人便要說不。

　　其實，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自十年前起，一直有關注竊聽的規管，並有專員專責就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定期向特首匯報。不過，今次「竊聽疑雲」警惕社會：議員須可以在立法會大樓內，保密而安全地與市民會面，而議員之間及與官員間的商議免被竊聽都十分重要，故防竊聽措施並非捕風捉影，而是要認真、切實地執行。

　　政治上，一般市民沒有甚麼原因會引人竊聽，社會亦理解並容許涉及刑偵的監聽，以進行犯罪調查及蒐證。不過，在規管及其執行上，有沒有顧及市民權益，社會便需要關注。

　　例如2009年，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報告中就指，專員曾要求一些執法機關的人員提供所截取的通訊資料，但資料卻屢被銷毀，有「毀屍滅迹」之嫌。因此，社會不但要多關注、多討論執法機構這類涉嫌妨礙言論自由，甚至侵犯個人權利（包括私隱）的做法，更要敦促政府在反竊聽的立法上多做工夫，例如加強內部監管，而規則及相關指引也要制定得仔細、完備。

　　由於很多監視、竊聽活動都是秘密進行，一般市民都不易察覺。權力既在執法部門，若內部制衡或監察制度未夠完善，執法人員或會託詞「不小心」，違規竊聽市民私隱，侵犯市民權利。

　　今時竊聽儀器不但先進精密，而且容易買到，政府會否考慮加強規管，甚至禁制民間使用？民事案件如離婚，若法庭認為竊聽錄音屬非法所得，便不能作為呈堂證供。而竊聽行為是否違法，則主要視乎最後用途，或是否干犯電訊條例。除非監聽涉及收集敵國情報或刑偵，否則，無論理由如何「偉大」，包括商業競爭者，甚至夫妻、親友、同事之間的竊聽，都是侵犯私隱的不道德行為，社會或須進一步討論竊聽刑事化這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