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身上，至少有兩種身份，一種是別人看見的，一種是自己知道的。每人都擁有外在和內在兩種身份，於是在人家當你是什麼人的時候，你又會知道，其實自己是什麼人。

如以籍貫而論，就像最近我在青島旅行，碰到幾個朋友，我當然以為他們都是青島人，但一說起來，他們就會自報家門：我是濟南的；我是煙台的；我是曲阜的。

於是我就笑：好了，好了，都是山東人。

他們則會覺得，我這種分法，粗疏了一點。

所以說，地方主義是消滅不了的，人們太自在於自己的籍貫身份，不管這個身份是貴是賤——有些大地方的人生怕人家不知道，有些小地方的人生怕人家知道——但卻跟烙印一樣，烙上了，就隨身了。

我在上海生活了22年，然後又在香港，至今已經30年，我酷愛這個城市，所以我覺得自己是香港人，大部分內地朋友，也都認為我是香港人。但很奇怪的是，大部分的香港朋友，認為我是上海人；大部分的上海朋友，也認為我是上海人。

香港朋友覺得我是上海人，是因為他們覺得我身上有些與他們相異的東西；同理，上海朋友因為在我身上看到了一些與他們相類的東西，便一口咬定我是上海人。

這其實是很好玩的一件事，說明「身份」真的很難「洗刷」，於是我也學習踩在一條分界線上，看著兩邊都熟悉的人事，看著他們互相之間的隔閡，心中卻有洞若觀火的優越之勢。

這就讓我想起了一些舊事，下一次，用這些舊事來解釋一下這個專欄的名字，為什麼要叫「羅湖橋兩邊」。

那是金庸先生說過的一件事。

當年他從內地到香港，從深圳過關，經羅湖橋，向香港那一邊過去。那時羅湖橋十分簡陋，橋面鋪著漏著縫隙的模板。還未到橋中央，一個人從橋邊突然跳出來，一把搶走了他的手錶，扭頭逃之夭夭。

金庸先生就如此，在將到未到香港的時候，丟了自己的手錶。

聽完這個故事的時候，我也努力去回憶當年自己從深圳過香港經過羅湖橋的情景。大概沒有人從橋邊跳出來搶過我什麼東西，所以想了半天，都想不出那天是如何過橋的。

記得最清楚的，反而是當年簡陋的深圳邊防檢查站，一間簡陋的屋子裡，有一張簡陋的高桌，高桌後站著兩個邊防官員。過關的人把通行證遞上去，他們一個拿起看看，交給另一個，那一個把手上的大印沾一下紅色的印泥，啪，蓋好了，你就可以走了。

我那天過關是在正午時分，拿著蓋了印的通行證，經過那張高桌，後面就是一道像美國西部地方酒吧那樣的木門，上空下空，兩扇門只攔在中間，雙手分推，一下子打開，人就到了塞外。二月的陽光很猛烈，把腳前一條洋灰路照得發白，使剛走出屋子的人眼一花。我就如此眼花花走上那條白路，知道前面就是香港，但看不清香港是什麼模樣。

有趣的是，在以後的日子裡，我的身份，注定了我時時會站在這一條界線上，同時看著兩邊，有時也會幫兩邊的朋友溝通，幫他們溝通的時候，我就想起羅湖橋，覺得自己也有像這條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