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忘記了是哪一年，只記得那回去新加坡採訪的是打藤故事。

　　當時有一位移民新加坡的香港明星，其兒子因涉及一宗街上塗鴉而被判打藤。對於講人道的香港人來說，打藤是不可想像的辱刑，於是連同新加坡其他嚴刑及奇特規矩，做了一個專題特輯。

　　印象中最有趣的規限之一，是肥仔不能飲可樂。當時學校會定期為學生量度體重，超過標準的從此不准飲可樂，還會為你度身訂造一系列減肥計劃。往好處想，是幫忙、是為你好，至少能逼你減肥；向壞處看，「專制」二字就是一切。

　　西方人最看不過眼李光耀干涉民眾的私人生活，但李之反應頗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決心：「如果我不這樣做，新加坡就沒有今天。」

　　梁家傑議員在報章撰文時指新加坡只是表面風光，背後卻有很多不人道，譬如：「立法不准國民在公眾地方吃香口膠、規定國民在公廁要拉水沖廁、要孝順父母等，政府的管理無孔不入……」

　　對於家長式統治，李光耀曾這樣解說：「如果政府無能，新加坡就不能團結，我的房子就不值錢，國家的安全會受到威脅，新加坡的婦女就會成為別國的女傭。我不能接受這種情況。」

　　正正因為我們太人道，所以，在公眾地方塗鴉、在馬路紮營種花、把路牌改寫……都不是罪。我們沒有強勢專橫的家長，我們只有寵壞孩子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