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10年，大學畢業生是一個失落的階層。如果把畢業生當作年輕人的代表，年輕人的確變得更窮了。相對社會總體水準，已成為一個全球性現象。

　　英國《Guardian》衛報2017年展開了一項調查，結果發現，除澳洲外，在英、美等幾個經濟體中，年輕人的收入增速遠低於國民收入的增速，並且這些我們稱之為80後、95後的年輕人群體，相比他們父輩年輕的時候賺得更少，也就是說，代際之間財富鴻溝顯著。

　　作為國家未來的年輕人的狀況，如果變得比其父輩更窮，將帶來極大的隱患。

　　2018年，2000年出生的孩子已經年滿19歲。而1990年出生的已經28歲，早已到了為人父母的年齡。由於90後生長在物質極豐富的年代，他們消費要求高且個性難以取悅。隨著他們逐步成為新消費的主力軍，對整個消費市場的影響力愈來愈大。可以預見，之後的消費升級也將集中圍繞這些特質和領域來展開。正如互聯網並不是我們要不要選擇的東西，而是你必須適應它。我們考慮的將不再是如何影響90後，而是如何適應90後的問題。

　　在互聯網浸泡下長大的年輕一代，即使窮，性格特點更講究平等、參與、個性、直接。他們喜歡直截了當地針對問題、表達觀點。他們不喜歡扮嘢、裝腔作勢、說假話套話空話，反感形式主義，他們更具個性；相比於老嘢一輩喜歡的雞湯，他們更崇尚「微」文化。

　　為甚麼年輕人愈來愈窮了？現在大家提及最多的說法，是引用法國經濟學家Thomas Piketty在其著作《21世紀資本論》中的觀點：勞動回報永遠跑不過資本的回報。即：社會資本回報率遠高於勞動回報率以及平均的實際經濟增長率。

　　年輕人是一個龐大且模糊的群體，群體上很難界定，窮富也很難作數理統計，但年輕一代從中產躋身「上流」者鳳毛麟角，淪為「下流」者卻源源不斷。

　　隨著互聯網科技更新換代加速，年輕人其實更具競爭優勢。即使學校教育滯後於市場需求，他們也可以更快地通過再學習適應市場需求。

　　這本在全球紅到不能再紅的大厚書，其實就講了一件事情：從長期來看，資本收益率的增長顯著高於經濟增長率，也就是說依靠勞動所得收入的增長率遠遠低於依靠財富和資本投資所得的收益率。這個其實很好理解，比如投資房產的收益大過打工仔工資收入，有可能一個人工作一輩子的錢都不如一套房子來得多。這必然導致社會貧富差距愈拉愈大、降低社會流動性。

　　Piketty的研究資料表明：在歐洲最上層的10%佔有總財富的60%，在美國則是70%；而占人口半數以上的窮人，2010年占總財富的5%；中產階級也好不到哪裏去，在歐洲占總財富的1/3，在美國是1/4。《21世紀資本論》得出了一個讓人沮喪的結論：財富靠繼承、中產在淪陷。

　　香港現在最缺的，就是這種豐富又高產值的年輕人「微」創業。倚賴單一產業，崇拜大公司，把我們對成功的定義變得太狹窄，大學要念HKU、CU、Ivy League，畢業就進iBank；創投找投資標的，也只想到只有科學園。

　　新世代年輕人喜歡開小店、小工作室，不嚮往當企業家。在廢中老年菁英眼中，這代表缺乏雄心壯志，值得憂心。憂心背後卻可能是一種迷思：香港經濟瓶頸是因為缺乏新興大企業，缺乏新興大企業，是因新一代缺乏企圖心。

　　香港真正的問題卻是缺乏「新興產業」，這跟缺乏新興大企業是兩回事。多年來太倚賴單一產業，連帶拖垮整個經濟。

　　葡萄酒是一種全球年銷售上千億美元的產品。業界公認的領頭羊卻不是甚麼大酒莊，而是一家位於美國馬利蘭州、員工只有三人的小報《The Wine Advocate》。全報社最珍貴的資產，就是發行人Robert Parker的鼻和舌。品酒、評分，他都儘量自己來，因此三十年都維持小創業的格局。

　　在歐美及北歐，產值最高的服務業者常是小工作室、小公司。例如，荷里活電視製作第一把交椅Mark Burnett的One Three Media，只有二十來人，推出的實境劇《The Voice》、《The Appendices》《Survivor》在七十幾國播映，亞洲及大陸不少節目的概念也抄襲自它。以今年美國《Fortune》雜誌的全球500大企業為例，繁榮不見得需要大企業。

　　因此，大家不該再以為年輕人「微」創業代表缺乏雄心壯志。好處是可以專注、可以放膽實驗、可以嘗試大公司不敢去開闢的藍海，這麼說來，當務之急是促進經濟的多元化，而不是尋找下一代企業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