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屆的扶貧委員會在經過一年左右的討論後，建議政府推行一項「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本周二政府正式公布此計劃細節，明年五月起開始接受合資格市民申請，這在香港的福利制度史上，也算是頗重要的發展。

　　這項可簡稱為「低津計劃」的細節，在政府網站容易找到，不贅。它最大的特點是政府補貼收入人士，但前提是他們必須有足夠長的工作時數，亦即是願意自力更生之人。一個非單親家庭每月工作時數在144至192小時之間，收入又低於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一半及符合資產審查的，每月可得全額基本津貼600元，另每名兒童可得800元津貼。若是工作更勤力，每月在192小時以上的，基本津貼更獎勵性地增至1,000元。

降低僱主負擔 不會推高失業

　　「低津計劃」在性質上等同經濟學中所稱的「負入息稅」（negative income tax），自由經濟大師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便曾建議過。所謂「負入息稅」，是指對低收入人士不但不用向他們徵稅，還向他們發放津貼（等於是負稅率）。佛利民當年提出此議，是有鑑於最低工資會使到僱主減少僱用員工，從而使到最需要幫助的人失業。在一種條件下，最低工資不一定會推高失業率，便是市場中的勞工需求正值擴張期，但此階段一旦完成，最低工資自會造成高失業。但「負入息稅」不會增加僱主負擔，也不會推高失業，更可能鼓勵自力更生，減少完全倚靠政府福利的人數，比最低工資來得合理，故佛利民有此建議。

　　是「低津計劃」也好，是「負入息稅」也好，絕大多數政策建議都會有正反兩面的效果，這些方案也不例外。「負入息稅」最為人詬病的便是僱主可利用此機會，進一步壓低工資。假設某職位要10,000元才可聘到合適人選，但若得到工作後便可得到1,000元的政府津貼，僱主大可減薪數百元甚至是1,000元，一樣可僱到員工，這等於要納稅人代僱主付出部分工資了。在推行「低津計劃」後，政府應監察有無此等現象，但我恐怕監察並不容易。

減工作積極性 轉投舒適職位

　　「低津計劃」的另一潛在問題是僱員工作的積極性。最低工資實施後，正值香港消費總額急劇上升之時（其中部分來自內地到港遊客），勞動市場吃累，求過於供，失業率不致上升。但當中也引發出另一現象，不少僱員紛紛轉到勞動強度較低，較為舒適的職位，反正有了最低工資後，他們的工資也不會減低多少。在有了「低津計劃」後，此種行為也有可能再次出現。做一份較舒適的工作可能降低了自己的薪水，但卻可能剛好符合「低津計劃」的條件，額外得到津貼，除笨有精。

　　「低津計劃」的宣傳單張中，有「鼓勵自力更生紓緩跨代貧窮」一句，前者我同意，後者則有保留。計劃中包含對兒童的補貼，而且低收入家庭的總體收入也會因此項計劃而上升，根據我近來對香港跨代流動性的研究，父母收入增加的確有助於子女長大成人後的收入。不過，政府似未有注意另一後果。

　　據經濟學諾貝爾獎赫曼（James Heckman）近十多年來的研究，有極強的證據顯示，影響一個人收入的最大因素是他掌握到甚麼技能，而學懂最重要技能的時機是幼兒階段（最重要是三歲前），而非學校教育或工作經驗。幼兒若失去與父母互動的時機，一輩子的學習能力都會遇到障礙，長大後的收入也大受影響。要注意，赫曼指的技能不是要幼兒學懂高深學問，而是專注力，與人相處，學習能力等等軟性能力。若在幼兒階段，父母（尤其是母親）都被「低津計劃」鼓勵而長時間工作，幼兒長大後的收入反而會受到影響，不一定能紓緩跨代貧窮。政府在計劃中，可能要加入如何使到有三歲以下幼兒的家庭能有足夠時間讓父母（或母親）照顧幼兒一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