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開局首季問大勢」萬餘字訪談錄，訪問主角是一位不知名的「權威人士」，網上似乎很多人都猜測此位「權威人士」是習近平極重視的經濟顧問、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我不知此種猜測是否正確，但知道能以此等方式發表意見的必為非同小可的人物，其觀點對我們了解中央的經濟政策走向有參考價值。

內地要落實供給改革，需要經歷一段長時間的陣痛，對經濟增長有不小影響。

長遠結構性改革 提升生產力

　　這位「權威人士」述說的論點很多，但重點似放在闡明所謂的「供給側」政策之上。幾個月前在一個飯局中，資深傳媒人阮紀宏兄突然問我對「供給側」政策的意見，我說不懂這是甚麼，阮大感錯愕。後來我回家一查，原來它只是supply side的繙譯，這正是我極為熟悉及相信的概念，我最初是聽不慣「供給」後所加上「側」字，所以對不上號。

　　「供給側」政策與八十年代流行了一段短時間的「供給學派」的學說不同，後者以為減稅可刺激生產，從而使政府徵收到更多的稅。減稅的確可刺激到生產，但實踐證明，這並不足以使稅收增加。在主流經濟學界中，「供給側」政策是指通過一些長遠的結構性改革，或投資在教育科技等手段使到生產力上升，從而可生產出更多更好的產品，提升GDP。這與凱恩斯式的通過財政政策（政府開支及稅收）及貨幣政策去刺激需求大有分別。

　　這類結構性的改革的確是比意圖短線刺激經濟的財政與貨幣政策重要得多。中國的諸多經濟問題包括產能過剩，不良貸款，地方與企業債務，股市不發達，房地產積存量高企等等，這些顯然不能靠凱恩斯式的財政與貨幣政策解決。日本過去二十多年便曾大搞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政府亦屢搞赤字預算，大幅增加開支，但結果是日本經濟二十多年來幾乎完全停頓，反倒是政府欠上了等於GDP 230％的巨債。前車可鑑，中國的確是沒必要犯日本的錯誤。

　　但正如「權威人士」指出，結構性的改革也是要付出代價的。就以所謂的產能過剩而帶來的去產能政策作例子。中國顯然不是整體經濟都能過剩，過剩的只是過度投資而社會對其產品又無強大需求的項目，如鋼鐵、煤炭等，在不少產業中，產能其實是不足，例如中國的高科技產能又哪會足夠？去產能其實等於經濟轉型，即把一部分企業關掉，解放出來的資源用在別的行業。但這也意味著被下崗的員工過去所積累的工作經驗或技術失去用處，他們在新的職位上要重新學習，在過渡期中他們的生產力多會下降，而這過渡期往往是很長的。

去產能經濟轉型 失業率或增

　　因此，去產能、經濟轉型都會意味著生產力受到影響，失業率也增加，就算長遠而言經濟轉型是好事，也要頂得住短線的經濟壓力。「權威人士」在此環節上點出了一個問題，在西方國家有多黨執政，台上的政客因為怕失去選票而落台，往往不敢真正推動結構改革。反而會選擇在大選年大印鈔票或增加開支以圖短綫催谷經濟，但這樣一來，有些泡沫便會被愈吹愈大，金融海嘯及歐債危機都是如此而來。

　　反觀內地，經濟板塊大，韌性強，廻旋餘地大，就算不刺激經濟，增長速度也差不到哪裏，中央政府也不怕失去選票，所以夠膽量推動艱難的「供給側」改革，為將來打好基礎。

　　順帶一提，不知何故，香港不少評論人說中國近月經濟是靠中央政府拼命印鈔票所吹起的。他們只要查一查數據，便知此純屬胡說。去年三月到今年三月，中國的貨幣量M2只增長了百分之十三點四，在中國近數十年的歷史中，算偏低的增長率，從二零零六年三月到二零一六年三月這十年內，M2的每年的平均增長率是百分之十六點六，足見現時增速更慢。

　　又「權威人士」不認同「午夜雞鳴」式的政策，其意似是指某些政策突然宣布後立刻便要執行，使人措手不及。這個觀點我不認同，在貨幣政策上「午夜雞鳴」是必須的，目的正是要使人來不及反應政策才會有效。試想中央銀行若事先預告一個月後會將貨幣貶值，市場中人豈會不立時便沽出其貨幣，那會等到一個月後貶值時蒙受損失？貨幣政策的改動是需要突如其來的，此點是經濟學中的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