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張炳良前局長領導的「檢討自資專上教育專責小組」公布了諮詢文件，提交了有關自資專上教育的發展的初步看法，推展公眾諮詢。

　　諮詢文件的開首精簡地點出兩大重點。第一，「過去十多年，自資專上界別規模顯著增長，亦越趨多元化。我們在2001年後的五年內已達到提高專上教育普及率至六成的目標。2015／16學年，專上教育普及率更升至七成，當中學位程度課程參與率達45%。現時約有150項自資學士學位和300項副學位課程，而在2005／06學年，同類課程分別只有大約40項和230項。」

2015／16學年，專上教育普及率已升至七成，表面數據「相當不俗」。(iStock圖片)

　　第二，「整個專上界別的副學位和學士學位課程的供求現已飽和，而中學畢業生人數將由2016年的5﹒7萬人跌至2022年的4﹒3萬人，這對專上界別（尤其是自資院校，因其可持續性無疑取決於收生）帶來重大挑戰。因此，我們有迫切需要採取措施，使專上教育的發展較趨均衡，從而全面落實政府促進公帑資助與自資界別並行發展的方針。」

小組建議方向正確

　　在上述背境下，諮詢文件提出了一系列建議，我認為方向正確，其中有兩點特別值得留意。

　　首先，「在院校層面，應鼓勵自資專上院校通過制訂及落實策略計劃，更明確界定各自為配合社會需要而在專上教育領域的獨特角色和定位，並勾畫如何在學術質素、收生和財政方面得以長遠地持續發展。」（文件第22頁）即是院校辦的課程要夠專門，才能幫助學生，不能一窩蜂地濫開課程而影響質素。

　　此外，「政府或需要在公平而透明的機制下（通過立法或行政安排）制定一套清晰的政策，規定那些經過一段合理試辦期，其發展情況和院校自身的能力仍遜於原來計劃的營辦機構取消註冊。」（文件第37頁）我很同意這點，事實上，諮詢文件也有指出，有自資院校只開辦不多於五項學位課程，更有3所院校的就讀人數少於100人。這些院校成績如何，能否續辦，值得探討。

教育產業化的惡果

　　回看香港教育的發展史，我認為自資專上教育目前面對的問題，是多年前政府推動教育產業化等一連串錯誤政策所造成的。

　　2008年10月，政府為了應對金融海嘯對香港經濟的影響，成立經濟機遇委員會（Task Force on Economic Challenges），繼而提出六大優勢產業，教育產業是其中之一。當時政府並沒提出相關數據、細節來支持其政策目標。直至2009年4月2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經議員質詢，政府才提供相關論據及解釋。

教育不應這樣辦

　　我一直認為，教育是對社會未來的投資，質與量同等重要，把教育產業化以應對經濟發展，本質及動機已是錯誤的。

　　第一，在產業化這個概念下，教育漸漸演變成以商業盈利為依歸，不賺錢的科目就要腰斬，少人讀的課程就沒有存在意義。教育對整體人民素質的培養這基本功能，反而遭遺忘。這是相當可悲的。當補習學校做到上市，香港大學卻於2017年以少人修選為理由，取消了天文、數學／物理這兩個頂尖主修科，政府便應該好好反思，教育應該怎樣辦。

招收境外學生本末倒置

　　第二，當時政府提出把香港打造成教育樞紐，我亦認為是空中樓閣。教育樞紐的意思是那個地方是一個大學群，聚集了一群具歷史、具名氣的一流大學、研究院，世界各地的學生趨之若騖，會主動爭相入學。環顧世界，只有少數地區，例如波士頓，稱得上是教育樞紐。香港根本沒有這條件。

　　其次，教育樞紐的意思是除了有足夠學額滿足本地學生外，仍有大量盈餘學額取錄海外留學生，即輸出教育服務。可是香港的情況剛剛相反，本地大學學額本身已不足夠吸納所有DSE考獲最低入學門檻的學生，哪來大量盈餘學額應付海外留學生？

　　現在有自資院校要求放寬限制，讓他們招收境外學生來填補收生不足。我認為既有違教育樞紐輸出優質教育服務的意義，更不應靠此方法讓收生不足的院校苟延殘喘。

量化指標數據表面

　　第三，政府習慣性以量化指標來衡量政策目標。當年董建華先生上台時，便提出要有60%高等教育普及率，隨即推動副學士等等。正如諮詢文件指出，2015／16學年，專上教育普及率已升至七成，表面數據「相當不俗」。

　　量化指標的好處是滿足了競爭力評級機構，但實際上，我們要看社會資源的配置是否合宜，特別是對學生有沒有真正的裨益？在重量之餘，課程質素及認受性又如何？目前自資專上教育的問題，便是重量而輕質，浪費了社會資源，更浪費了學生的青春和時間，他們大專畢業後，可能比DSE放榜時更徬徨無助。

　　7月13日早上，我在立法會接收民間青年政策倡議平台的請願信，期間有報讀自資專上課程的同學呻訴說，她報讀的大專英語課程，只是學寫感謝信等等，讓她感到貨不對辦，十分無奈。

增加資助大學學額＊

　　第四，如果政府要提高專上教育普及率，為甚麼不直接增加資助大學的學額？

　　事實上，本港資助大學的學額增加緩慢，回歸21年來，資助大學首年學士學位學額只增加了500個（1﹒45萬個增至1﹒5萬個），相比起自資專上學額的急速擴張，這增幅之細實在匪夷所思。

　　我們知道社會上很多職系也缺乏人手，例如物理治療、心理治療等等。正正因為政府不增加撥款，資助大學學額不夠，才要靠自資院校開辦類似課程「補位」。又例如香港大學牙醫學院全球排名第一，為甚麼政府不增加撥款，讓資助大學增加學額，培育更多相關人才？

　　若果政府單從財政考慮，單是想慳錢，認為由自資院校「補位」便是慳了公帑，我認為是要不得的想法。

　　事實上，自資專上院校並非真的全自資。政府透過批地計劃、開辦課程貸款計劃、自資專上教育基金、資歷架構基金、配對補助金計劃及研究基金計劃等等，向自資專上院校提供各方各面的優惠。單是開辦課程貸款計劃，截至2017年9月，政府在90億元的總承擔額中，已向18所院校批出39筆貸款，合共73億元。

是時候汰弱留強

　　政府應該好好審視，在已提供各項優越條件下，自資專上教育的監管是否足夠？發展方向是否正確？我認為，在未來出生率及學生人數持續下跌的趨勢下，目前是汰弱留強的適當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