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5月的一個清晨，我步出希斯路機場。從現在起我將以一名長駐倫敦記者的身份，報道英國各界對香港政權移交的反應，以及中英關係未來可能發生的變化。

　　約莫十二個小時之前，當我乘坐的維珍空巴客機，於午夜時分從啟德機場升空時，窗外下方是逐漸遠離的香港，雖然在深夜中仍燈光通明，但卻難掩她的浮躁與不安。由於政改方案引發嚴重分歧，在政權移交的最後數年，從香港的視界來看中英關係，似乎一切都陷入了泥沼。

　　而我眼前的倫敦卻春光明媚，風和日麗。5月是倫敦一年中最美的時刻，沿途所經的大街小巷旁雜花生樹，路上人人笑容滿面，與陰霾籠罩的香港形成強烈反差。但是，初到倫敦的興奮心情，卻掩不住未來工作揮之不去的壓力。

　　1984年中英兩國政府簽署聯合聲明的時候，我還只是個初中生。雖然香港回歸一直是伴隨我成長的政治主旋律，但我從未料到有一天，會在遙遠的倫敦見證這場回歸。而我隻身來到倫敦時也才廿歲出頭，不僅人生路不熟，且新聞採訪經驗也極其有限。

像戇豆先生般參觀倫敦

　　在抵達倫敦第二天，我嘗試用輕鬆的方式，登上一輛觀光巴士的上層前排，像快樂的戇豆先生般，環繞著白廳、唐寧街、國會兜了一圈。它們過去只出現在電影和BBC的新聞報道之中，現在我要記住所有建築物的位置，因為它們將成為我未來工作中經常出入的場所。

　　然後我去了外國記者協會。一位年輕和藹的女秘書拿起我填報的表格，試圖諗出我的廣東話拼音名字，但顯然這對她來說太困難了。然後她叫另外幾位女同事一齊試，同樣諗不出我的名字，只會發出類似於「凡空」的發音，現在想想其實叫「凡空」也不錯。

　　可當時女秘書試探著問我：「起個英文名字好不好？」其實香港中西匯聚，我們在學校也都有英文名字，但我過去給自己起的洋名都屬玩笑性質，恐怕難以在嚴肅的工作場合中採用。於是我爽快地說：「好啊。」

抵達英國之初在劍橋大學採訪（作者提供）

　　她盯著窗外想了片刻，回頭對我說：「叫Justin，如何？」於是，我有了「側田」的大名，並開始打著這個名號在倫敦城中四處奔走。那位女秘書此後亦不忘告訴行家們：「I named him!」

　　有了可以前往國會、唐寧街和各政府部門採訪的記者證，也有了外國記者協會女秘書為我起的名字，但是還不夠。在香港記者穿T恤短褲都可以四處採訪，這兒較講究衣著，若然像在香港那麼隨意，將會有很多場所謝絕內進。

　　於是我在就近的高雲花園（Covent Garden）買了一堆洋服，由於初次使用英鎊，還沒有把握好分寸，回家換算一下頓覺心情沉重，原來花了那麼多錢。走在高雲花園的卵石街頭上，意識到柯德莉夏萍就曾在這片卵石上載歌載舞拍《窈窕淑女》。而這片街區，在未來五年也成了我日常午餐的地點。

突遇首相馬卓安辭職

　　把重金買來的洋服穿戴整齊，像洋行小職員般把頭髮中間分界之後，我覺得終於可以慢條斯理開始工作了，然而新聞總是不等人的。就在我抵達倫敦不久，6月22日，唐寧街十號突然發生了政壇大地震，首相馬卓安宣布辭職，啟動保守黨黨魁重選。

　　雖然在初到倫敦的一個月時間，我盡可能「惡補」了英國的政治、社會等各種狀況，但仍處於只識甚麼是前排，甚麼是後排的皮毛水平。而且彼時還沒有互聯網，往往要到查寧十字路的書店去翻書找料。

　　我記得馬卓安是在倫敦時間下午四時許宣布辭職，此時香港已是深夜。我硬著頭皮在很短的時間內，追蹤了保守黨內部黨爭的因由，以及該黨黨魁選舉程序，可以說是在臨急抱佛腳的狼狽狀況下開始了報道。

　　結果「報應」來了 -- 在保守黨展開黨魁選舉期間，有一次在某次採訪的間歇時，突然有位前輩當著眾行家面，問我這個生面孔的年輕人：「依君之見，馬卓安的挑戰者雷德伍德，是否有機會贏出一片天呢？」我其實連雷德伍德何方神聖都不清楚，於是模稜兩可地回答說：「應該有一丁點機會吧？」

　　對方望望其他人，然後毫不掩飾他的驚訝說道：「哎呀，你居然認為他有機會？」四下陷入令人難堪的沉默，貫穿了一絲再明顯不過的潛台詞：「這個香港來的年輕記者是個菜鳥（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