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劉小麗、羅冠聰和姚松炎，被指宣誓效忠國家及香港特區時並不真誠，早前遭前特首梁振英及政府提出司法覆核，要求褫奪4人立法會議員資格一案，高院於7月14日裁定4人全被褫奪立法會議員資格，由去年10月12日起生效，4人並須支付訟費。

　　是次司法覆核案，於去年12月初提出，緊隨去年11月人大釋法之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指根據人大釋法，4人在首次宣誓已不符《基本法》第104條及《宣誓及聲明條例》，不可重新再宣誓，因此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並無權力接納梁國雄的宣誓及批准另外3人再宣誓。入稟狀又要求法院頒布禁制令，禁止4人再聲稱或以立法會議員身份行事。

　　關於是次訴訟，是否符合法治精神，中國傳統與西方對法治的看法其實迥然有別。在古代中國，公元前3世紀的法家學派，主張以法律作為管治工具，宣揚「依法而治」。用英文來說，「依法而治」便是rule by law，那個by字，便是根據法律行事，依法辦事、依法而治，或簡稱依法。表面上雖然也規定政府守法，但並不否定管治者拿法律作為執政依據，處事時挑合用的法律條文，或者當沒有法律條文合用時，自行訂立法律。

　　戰國時集法家學派大成的韓非，講「法、術、勢」，都是為君主服務。法律在他那裏，只是君主的權柄，是管治人民、維護管治的工具。儘管如此，韓非還是要求法律統一、守信、公開，謂「使人臣雖有智慧，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逾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韓非子･南面》)。法治原則是要求法律對人民具有普遍約束力，要求人民尊重和遵守法律。

　　至於西方的法治觀，是從法國大革命以前的啟蒙時代，由法國哲人孟德斯鳩提出，其設計以所謂「三權分立」，即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機構相互制衡。這種思想早在孟德斯鳩之前的英國哲學家洛克已有論及，但最早則可追溯到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闡釋三權分立思想，主要作用是防止濫用權力，以權力約束權力，其中立法權是制定、修改或廢止法律的權力，而這項權力應體現公義，應由全體人民來行使。

　　西方法治的精要，其實也是普通法的法律內涵，即「以法而治」（rule of law），而不是「依法而治」(rule by law)。「以法而治」，必然包括與生俱來的人權、自由，以彰顯公義。故正確的法治，必須考慮民主要素，這可說是法治的必要前提。若是「依法而治」，法治不是目的，而是側重在法律的使用上，是法律的工具主義；若是「以法而治」，法治的目的是為人們提供一個尋求公正的平台，則法官判案時或會是另一種考慮。

　　以今次宣誓風波4名民選立法會議員應否被褫奪資格一案為例，法官在判辭中除引用《基本法》和本地法外，也引用去年11月人大釋法的文本，似乎法官是傾向「依法而治」而不是香港過去一向奉行的「以法而治」。至於管治香港，讓香港和諧、穩定，團結，究竟「依法而治」還是「以法而治」好，那是另一問題，不是本文的討論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