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中國經濟，不論官方數據多麼的提振人心，但真相就是我在《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邊緣》一書開篇的那句話——「我們正在經歷衰退」。但可悲的是，當時我們選擇的不是退出市場，相反卻是在出口萎靡的情況下，依靠政府投資硬撐起GDP增速，製造「虛假的繁榮」。我們選擇的這條路，必然帶來「經濟滯脹」的惡果。

1.從宏觀層面看，政府主導的四萬億是經濟改革的嚴重倒退

　　由政府主導的「四萬億投資計劃」，主要是透過行政指令讓我們的國有五大商業銀行，將貸款有針對性地發放給各級國企，而且主要流向基礎設施建設。請各位注意，資金作為非常重要的生產要素，應該由市場進行配置。我們的政府這樣越俎代庖，造成的結果就是資金流向了回報率低且回報週期緩慢的「鐵公基」，還有原本應在經濟危機中自然淘汰的很多落後國企，它們就因為有各級政府托底、背書，拿到了來自國有五大商業銀行的巨額貸款才得以帶病延年。

　　各位曉得嗎？2000年的時候，我國的石化、鋼鐵、紡織等國有壟斷行業相繼出現了嚴重的下滑情況，政府提出對它們實行「調整振興思路研究」，同時發展新興戰略產業。之後，政府又進一步地提出了「從低附加值轉向高附加值升級，從高能耗高污染轉向低能耗低污染升級，從粗放型轉向集約型升級，從生產製造向研發設計升級」的戰略。也就是說，2008年拿到貸款的很多國企，它們都屬於應該被淘汰或者至少也是接受升級的那一類。但「四萬億投資計劃」入場後，這些落後產能企業不僅沒有被淘汰掉，反而活蹦亂跳，甚至擾亂市場秩序，而原本最富有活力和創造力，且在全球危機中依然選擇繼續經營的民營中小企業，卻因為資金鏈斷裂，被清出市場。

　　「四萬億投資計劃」的投放，不僅對十多年前就開始實施的產業轉型升級戰略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而且暴露出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那就是政府不甘心退出市場，按照既得利益者的要求而不是市場規律辦事，結果不但保護了落後產能，而且大大增加了今天經濟改革的難度。

2.從微觀層面看，民間資本追逐資產泡沫是沒有選擇的選擇

　　民營企業是經濟中最活躍的主體，但由於政府代替市場選擇了基礎建設、落後產能等行業，由民營企業主導的大部分製造業，比如加工貿易等行業迅速凋落。與此同時，我們的金融業嚴重缺乏能讓老百姓實現資產保值、增值的投資服務，民營企業在內外交困的情形下，不遠離製造業去炒房子、炒錢，還能做甚麼呢？

　　次貸危機期間，或為避風險主動停產，或因資金鏈斷裂無法繼續經營的民營企業家們，在賣掉企業後又做了甚麼呢？撇開那些投資移民的人不談，我發現留下來的人大部分都選擇將手裡的閒散資金投入到房地產或者官方、非官方的借貸服務裏。他們為甚麼做這樣的選擇？因為我們的政府只給他們留下了這類沒有選項可選的選擇題。

　　各位，我在次貸危機發生時，不僅呼籲政府儘快「救市」，同時，堅決反對「四萬億投資計劃」大搞「鐵公基」建設，而建議政府扶植製造業，藏富於民，問題是，有人聽嗎？

3.市場化程度不夠，是徹頭徹尾的偽命題

　　從1978年農村的「聯產承包」改革成功之後，中國就開始流行「市場萬能的神話」。迷信「市場神話」的結果，就是我們終於走到了「教改之後上不起學、醫改 之後看不起病、房改之後買不起房」的地步。各位，請問，這是「市場化程度不夠」的問題嗎？我們是否只要把壟斷國企賣給私人，名牌大學交由私人經營，一流醫院完全由私人市場化運作，房地產完全由房地產商操控，問題真的就能迎刃而解嗎？

　　其實，我們現在所說的改革，絕不是一個剛剛開始的新征途。它完全可以追溯到2003年、1992年、1978年。最近20年，在向市場化轉型的過程中，因為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能力依然過分強大，而對養老、教育、食品安全等本屬於政府職責範圍內的民生問題，卻投入太少，甚至直接將教育、醫療等民生問題推向市場，導致了看病難、上學難、住房難，所謂的新的「三座大山」，再加上對於那些完全可以由社會自我管理的領域，政府不敢也不願放手，結果就導致了政府自身的改革，以及社會領域的管理創新遠遠滯後於經濟市場化的步調。

　　悲哀的是，在權力和資本兩者的支持下，總有人將政府不願退出市場而回歸民生這一根本問題，錯誤地歸結為市場化程度不夠。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自極視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