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世紀疫症，讓大眾對公眾衛生有不少反思。公眾對於健康的定義，大抵是沒有慢性疾病、毋須長期服用藥物、擁有良好的免疫力。近年我們亦常討論身心健康，強調生理和心理的平衡，進一步把健康從細胞、器官拓展至精神層面。但是在形神以外，健康還必需取決於一籃子的社會決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疫情肆虐下，有本地露宿者接受媒體採訪時拋出一句「疫情和貧窮同樣殺人」，實令聽者黯然。

　　1948年世界衛生組織（世衛）成立時，其《組織法》中便已強調「健康遠超於單純的消除疾病。獲取和享受最高之健康標準，為人類基本權利之一，不因種族、宗教、政治信仰、經濟或社會地位而分軒輊」。由現任英國倫敦大學健康公平學院院長Sir Michael Marmot領導的世衛「健康之社會決定因素委員會」亦對此作出以下詮釋： 我們需通過改善人們出生、成長、工作、生活和老化的環境，而減少「健康不公平」(Health Inequality)的現象，當中牽涉比醫療更廣泛的層面，如教育、住屋、氣候、食水衛生等。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Health in All)的施政藍本亦因而誕生，推動所有政府部門在訂下和執行政策時，必須考量任何對人民健康可構成影響的因素。

　　以上概念強調的是，任何人都應輕易獲得優質的健康保障。乍聽之下多麼簡單、甚至接近陳腔濫調的口號，然而走到二十一世紀，我們要達致全民健康覆蓋(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仍是有未能彌合的距離。在新冠肺炎下，本地以至國際社會有關健康不公平的例子屢見不鮮，鄰近香港的新加坡亦未能倖免。

裝聾作啞　不能抹去健康不公平

　　在疫情剛爆發時，獅城當機立斷的防疫措施、政府仔細的接觸者追蹤工作 (Contact Tracing)、以至總理多次與民談話的錄影等一直被視為典範。然而新加坡的疫情在4月忽爾失控，最嚴峻時每日更有過千宗的新增確診個案，當中超過一半為外籍勞工。敗陣的背後是一直被社會忽視的外勞權益問題，當地的非牟利組織「客工亦重」（Transient Workers Count Too）清楚指出四大弊病，包括高密度的勞工宿舍、用沒有座位的貨車接送勞工上下班的模式、害怕請病假而被解僱的文化，以至低微的收入使他們有帶病上班的傾向。這一切都在削弱一批貧窮而脆弱的外籍工人保護自身健康的能力。由此可見，看似是公眾衛生的問題，遠非單純的醫療政策能夠解決；一個群組的失守，終會導致全城疫情之決堤。

　　在社會的最底層，新加坡有超過二十萬的外籍勞工，香港亦有超過二十萬的籠屋、板間房、天台屋、劏房住戶和露宿者。貧富差距在疫情中無所遁形，甚至顯得更醜惡：有人能在環球搶購防疫物資，有人卻只能「翻蒸」口罩；有人在寛敞家中悠閑健身，有家庭則因終日困在狹窄居所而爭執；有人在為網上會議精挑虛擬背景，有學生則需每天久候家中電腦以接受網上教學。在各行各業積極防疫的浪潮中，我們需時刻提醒自己：獨善其身非病毒的解藥，健康的權利應全民享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