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葵涌一名46歲女子面對剛搬回家的中度智障兒子，疑不堪沉重照顧壓力，將其勒死後企圖自殺不遂，被警方以涉嫌謀殺拘捕。無論調查結果如何，一個家庭已經破碎、一條寶貴的生命已不幸被犧牲。事件再一次牽起廣大社會關注本港照顧者支援不足的問題。令人慨嘆的是，這類倫常命案在港並非新鮮事，卻是不可一、不可再。

　　新冠肺炎更是為照顧者的苦困雪上加霜，失業潮令低收入照顧者的經濟負擔加劇。自從疫情爆發後，不少非緊急上門服務暫停，令照顧者感到求助無門。因部分安老院暫停探訪安排，加上多間護老中心均告爆疫，亦令照顧者對安排親人寄宿感到加倍猶豫，卻苦無他策。在2020年這新一個十年的開端，本港於安老和照顧者政策正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

我們與照顧者的咫尺距離

　　照顧者定義甚廣，除了對殘疾人士、長期病患和兒童的持續照料外，家庭護老更是愈見普及。隨著人口老化，港府預計於2046年，每3位港人中便有一名為65歲長者。屈指一算，四分之一個世紀後，筆者和讀者要不是長者，大有可能便是護老者。若不及時正視，照顧者的問題將日漸惡化。尤其是照顧者的悲劇從來不是死結，需要的是更多社會資源的投放，及對症下藥的醫社政策。

　　我們的政策研究一直為本地醫療改革訂下「以人為本、以基層醫療為主導」的綜合服務框架目標。當中考慮善用各方面的醫護人力團隊，非正式照顧者亦是重要一環。例如共建健康(health coproduction)的概念，便是強調照顧者、社區工作者與義工的支援和參與。

照顧者政策 知易行難

　　有關照顧者的政策牽連甚廣，由清晰定義及承認「照顧者」身份，延伸至針對照顧者的專業支援，以及紓緩照顧者精神健康和社交需要等，可考慮的政策工具呈多元化。常見提案包括為照顧者提供訓練和恒常交通津貼、設定配合照顧者身份的彈性上班安排、建立全面及易於獲取的資訊平台等。民間各界亦促請政府重新審視本地康復與暫託院舍的服務名額，同時確保低收入家庭能夠負擔服務，提升外傭協助護老角色、甚至是加強支持本地樂齡科技的發展和應用普及。

　　當然政府步步為營亦有其原因，畢竟不少資源已分散至安老、復康和家庭政策等。在長久依靠不同社區團體提供恒常服務的運作模式下，當局需要仔細地為照顧者政策抽絲剝繭。2019年底，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於網誌公佈為照顧者展開政策研究，雖然至今只是「只聞樓梯響」，但我們或可期待於未來政策中，照顧者終獲得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