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本欄文章《港官雄風不再？》上周刊出後，有讀者來信問道：“香港如今不是由問責官員管治嗎？‘前朝’公務員的思維對香港有何影響？”此問題值得反思──自從特區政府於2002年引進高官問責制後，究竟是問責官員治港，抑或依然是由公務員治港？特區政府引進高官問責制，目的是讓問責官員為其政策負起政治責任，公務員團隊則負責執行局長的決策。八年過去，問責制是否真的達到這目的？

首先，問責官員一般有兩大特色，一是社會對他們的評價普遍不高，二是他們的“存活率”較低。且看於2002年獲委任、由外界“空降”至政府高層的問責官員──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就任一年多後便離職；出自名門的大學校長李國章和廖秀冬，以及來自商界的馬時亨，亦相繼離場。

問責官員所餘無幾

而2007年獲委任的問責官當中，更只有陳家強一位是由外界“空降”至政府，事實證明，特首始終較信任公務員出身的人；今屆獲重用的政府高層官員亦是傑出政務官，包括丘騰華、鄭汝樺、林鄭月娥、劉吳慧蘭等。至於唯一來自外界的陳家強，雖擁有精英學曆，但三年來始終表現平平。另外，多位副局長雖然努力學習，但作為“外人”，始終極需要轄下公務員的引導及支持，在處理很多具爭議性的課題上，例如通識教育的雙語卷，以及新學制文憑試的認可度等，皆予人公務員主導的感覺，外來的局長或副局長都難以發揮真正領導及革新之功能。

出身官場　較能勝任

上述情況反映一個現象：毫無政府經驗的人被空降到政府架構內任高官，大都難以發揮局長應有的功能。回想自己當年還是個小政務官時，看到老板由一個政策科（branch）調職到另一個科擔任第二把手，面對完全不同的工作亦火速上手，就感到十分佩服。這些官場出身的人，擁有多次調職的經驗和訓練，習慣短時間內掌握繁複的知識和人脈關係，磨練出一副好身手，在政府高層自然較能發揮領導作用。相對下，從非政府機構加入政府的問責官員，無論是局長或副局長，皆缺乏這種訓練。一下子把他們空降至某局的最高層，要履行部長級官員的重大責任，對他們未免要求太高。

或有人會問：為什麼英美兩國的部長制又能有效運作？別忘記英美兩國的部長很多曾經擔任議員，他們不少是打過木人巷、參與過國家安全或情報科委員會等工作的資深政客。例如英國外交部長文禮彬上任前亦已當過議員，來自精英階層，政治觸角敏銳，口才了得，由這些人擔任政府要職，成功機會較高。然而，特區政府於2002年匆匆推出問責制，並未考慮到香港精英傳統是傾向加入商界而非政界，香港政治人才的來源極度狹窄，要從政府架構以外找到合適人選擔任問責局長，絕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