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家驊退出公民黨，主要理由是他覺得今時公民黨的路線偏離了當日的創黨理念。事實上，很多從政者及其支持者對「民主」、「法治」等的理解都有偏差，而且只懂一味執著卻又無益於港，長此下去，務實的有心人只會噤聲裹足，而空談的政客則「搶韁」，帶着港人墮進深谷。

在政改否決後，重塑社會上，尤其是年輕人的法律觀念，尤其重要。

　　本欄多番強調，民主有其多元性的特質，而其特質本身並不互相排斥，故民主只有程度上的差異而沒所謂的真假，就好像陽光折射出來的光譜一樣，七色都是源自陽光，有些人鐵板一塊，堅持哪種顏色才算真陽光，向其解釋，都是對牛彈琴。

　　至於法治，簡單如守法的概念，恐怕自去年「佔領」運動後，社會已有所動搖，而作為香港憲法的《基本法》，這特區法律的基礎最近也被學生焚燒，以示不滿，有些有法律基礎的政客更火上加油，我們不禁再問：香港到底要不要法治？

　　湯家驊指與公民黨今時的路線不同，但黨內對《基本法》的看法及觀點又是否絕對相同？公民黨內有很多大律師，一條法例，各有觀點，各有道理似頗正常，難怪官司是可長打長有。作為法學專家，法官會根據法律條文的解釋，從而作出判決。採用普通法的國家或地區，普遍的做法是司法機關根據法律條文的字面含義去解釋，即「司法解釋」，而由訂立法律的立法機關去解釋，例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和英國上議院等，就會側重立法原意，是為「立法解釋」。

　　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英法官之一的丹寧勳爵（Lord Denning）曾說，合約經常會有訴訟，是因為即使條文怎樣詳細，也難寫得盡每個立約者心裏細緻的想法。有紛爭時，法官有時是要根據定立合約人的原意去作判斷，從而可實行到立約人的原本意願。

　　「莊豐源案」法官以字面解釋去判決，引來很多後遺症；其他不談，單北區的本地及跨境學童所直接帶來的教育及其衍生的問題，便可印證當日不依立法原意去判決的後果。但三度引發爭產的龔如心830億元遺產案，終審法院最後以龔訂立遺囑的原意作裁決，判華懋慈善基金只是遺產信託人而非受益人，要將遺產作慈善用途，以符龔意。

　　民主光譜廣闊，而法律也應該看其立法原意，明乎此，港人在此政改爭拗將歇未歇的時候，才得以理性地看清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