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化危機逼在眉睫，社會其實已沒有太多時間研議解決方案。但仍有本地智庫建議以獎勵生育，甚至重新考慮「雙非」的人口政策來解決老齡化的問題，這類重量不重質的消極建議，並未對症下藥。

　　以金錢獎勵生育或提倡「雙非」（即父母都不是香港永久居民）下一代來使整體人口年輕化，只是綫性地從「量」方面解決問題，卻未從社會其他配套及公共資源，甚至「量」會造成的社會難題去仔細考量，而在人口質素方面，就更思慮不周。

　　與其消極而被動去看人口老化會帶來多少負擔，不如用較積極而主動（proactive）的態度應對。問一個簡單問題︰未來20年的香港，主要是世界的消費者（consumers）還是生產者（producers）聚居的城市？以上兩種人可簡單以「有沒有生產力」來區分。

　　既然20年後，香港有三分一人口達65歲或以上，而且愈來愈長壽，退休期可長達20至30年，不難想像這群沒有生產力的「消費者」會為社會帶來怎樣的壓力，而今後香港就需要「生產者」去供養這群「消費者」。

　　「生產者」不單是傳統工商業的勞工，還包括服務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s），較重要的，還是那些可以創造就業的企業家。假如微軟、谷歌等跨國企業願意在港成立地區總部，而它們賣的，都是輸往全世界的服務，相信大部分港人都會歡迎。其實，無論任何背景的企業，只要可為港人提供到優質的就業機會，其盈利又可透過利得稅收，支持長者過樸素的退休生活的話，即使稅入不太多，長者都得以頤養天年。

　　香港已連續23年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繼續維持良好營商環境、自由開放貿易、低稅率等必能吸引境外不同行業的公司進駐，帶動港經濟活力。

　　與吸引境外公司一樣，政府要吸納年輕而優質的專才移民，以進一步紓緩人口老化的危機。因為在培育人才的過程中，有太多影響着優質人口發展的因素，「準生產者」隨時會變成一個個「啃老族」。

　　美國之所以強大，與其移民政策有很大關係；中國春秋時，齊國用管仲建議付3倍工錢的代價，吸引其他地方的優秀工匠來效力；戰國時，李斯也勸諫過秦王要容納不同國籍的人才，可見古今中外，道理相同。與其要自小培育本地人才，還不如今天就積極吸納「即食麵」式的專才和外企，以解港人口老化的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