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香港出現一些日趨激進甚至暴力的示威活動，政治和社會矛盾亦不斷加劇，不少年輕人更成為這些抗爭運動的主力軍。雖然我不贊同他們以這些激進手法來表達意見，但我理解青年對政府施政和各種社會問題的不滿。

高學歷在職貧窮人口連升四年

　　有不少人認為青年人的怨氣源於香港社會經濟結構僵化，財富只集中於少數人手上，因此出現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狀況，即使年輕一代學歷普遍較以往高，亦不代表他們實質收入有明顯增長。根據政府於2017年11月發表的《2016年貧窮情况報告》顯示，擁有大專或以上學歷的在職貧窮人口連續第四年上升，達到近3萬人。

　　香港產業結構過於側重於金融、地產等傳統行業，忽略了新興產業的發展，導致青年的職業選擇較狹窄。面對著就業前景不明朗和人工停滯不前的情況，不少年輕人都會覺得，即使自己努力也無法做到安居樂業，容易對未來失去信心，難免會對現實感到憤慨。政府有必要加強發展多元化產業，提供更多不同工種讓青年選擇，包括創科、護理、電競等高增值行業，增加青年人向上流的機會，同時，鼓勵青年人發揮自己的興趣和潛能，讓大眾明白不同行業都能闖出一番天地。

政府不應再用「家長式」管治

　　事實上，要有效解決青年問題，單是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根本並不足夠。中大亞太研究所於2017年初發表有關本港青年政治參與的報告，調查訪問了超過800名年齡介乎15至29歲的香港市民，有多達六成半受訪者表示不滿政府表現。不少青年雖然求變心切，但卻找不到途徑去參與制訂影響自己生活的政策。

　　我建議政府優化現時香港青年大使計劃，並改組現時設於全港各區的地區青年委員會，吸納更多不同背景、專業、理念的青年。政府不應再沿用「家長式」管治，而是應該將權力下放，令青年人在社區事務和政策上有更大自主權，讓青年人有機會組織和統籌各類型的服務和活動項目，並參與包括文化藝術、康樂體育、義工服務等不同範疇的工作。這樣除了能協助青年實現其理想和抱負，鼓勵他們議政和論政外，也讓青年人有更多機會接觸社會上不同階層的人士和親身了解各項社會民生議題，讓年輕一代發揮專長、學以致用，更好地服務和回饋社會。

青年政策需要「由下而上」

　　除此之外，政府可以透過青年發展委員會作為試點，撥出部分委員會名額，改為由各大專院校、成立及運作一段時間的學生或青年組織，按照其文化及傳統推舉代表，再由合資格人士通過民主程序選出委員，以選舉形式產生一個具有更廣泛代表性的委員會。要更聚焦地回應青年的訴求，政府的青年政策需要「由下而上」，透過增加不同平台和渠道，加強與青年溝通，去真正了解他們的想法。

　　香港青年不應被視為一個「社會問題」，我認為香港每一位青年人都是有理想、有熱誠的年輕人，我們都希望盡自己所能去改變社會的不公，讓香港能發展得更好。政府應設身處地考慮青年人所面對的困境和挑戰，不要把他們推向對立面，只有重建互信，鼓勵和支持青年發揮所長，讓年輕一代能夠共同創建社會及未來，才是正確的青年政策發展方向。

＃小標題為編輯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