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不打流感針（流行性感冒疫苗）的討論，月初因著某歌手的私人談話被公開而白熱化，其他反疫苗／懷疑疫苗人士的看法，跟醫學專家的意見與事實鋪陳，併發出火花。

　　固然，醫學界有責任為公眾澄清誤解，傳媒也有責任報道；然而，一味鋪陳事實而不了解人性，未必令反疫苗／懷疑疫苗者回心轉意。事實上，有研究指出，一心以為向那些早已對流感疫苗放不下心的人提供駁斥謬誤的資料，希望他們改變看法去打針，結果並非想當然地完全有用。

　　這一波流感針的討論，讓人想起「兩代」洗手之父：十九世紀的匈牙利產科醫生塞麥爾維斯（Ignaz Semmelweis，1818-1865），以及現代的瑞士日內瓦大學內科教授、流行病學家Didier Pittet（1957-）。

　　綜合《Clean Hands Save Lives》一書描述，二人同樣在醫院內推動洗手，達到減少產婦／病人受感染而死的目的，惟塞麥爾維斯做得雷厲風行，不顧反對聲音，最後他失去心智，落得慘死下場；而Pittet則兼顧情理，以科學方法證明洗手與醫院內感染的關係外，也明白就算有反對聲音也是自然，而現在於醫院及診所廣泛使用的酒精搓手液，也是由Pittet推動至全世界。

　　塞麥爾維斯在維也納總醫院行醫時，是1840年代中，這時醫學界還未有細菌的概念。他發現，1841至1846年間，由醫學生負責接生的產科第一分區，「產褥熱」死亡率較隔壁由助產士主理的第二分區高出兩倍，是9%對3%。由於醫學生解剖屍體後，便到產房替產婦檢查並接生，而助產士並不剖屍，塞麥爾維斯因而推斷，導致產褥熱的致命「屍體顆粒」，藉醫學生的手感染產婦，從而使產科第一分區的死亡率居高不下。

　　污穢的手，可致人於死。塞麥爾維斯自始要每個醫生及醫學生剖屍後，必須用氯化石灰液洗手5分鐘，之後死亡率真的暴跌。1847年10月某一天，塞麥爾維斯替12名產婦檢查後，居然有11人因產褥熱而死，在懊悔與悲痛交雜下，他意會到「屍體顆粒」也會在活人之間傳播，促使他強制所有醫生在檢查每名病人之後，都要用氯化石灰液洗手，此舉令產婦死亡率跌至0.23%，證明洗手措施成效出眾。

　　可是，產婦死亡率大大下降，並非當時醫生所關心的事。氯化石灰液臭得可以，不單刺眼，還令皮膚破裂流血，很多醫生都投訴，但塞麥爾維斯不去正視。可能是脾氣使然，也可能是早已潛藏某些精神情緒或腦部退化的疾病，塞麥爾維斯推行洗手時一意孤行，毫無商量餘地，那自然引來杯葛。有醫學生甚至跟他對著幹，蓄意感染產婦令她們死亡，用以「證明」塞麥爾維斯的方法行不通。

　　後來他回到家鄉匈牙利，繼續在醫院內推廣洗手。他著緊產婦的生死，不過他的性情卻愈加乖戾。《洗手戰疫》一書提到，他守在盛載氯化石灰液器皿旁，注視著誰人想躲開而不洗手，即場「曉以大義」，同事因而覺得自己時刻被人監視。如果醫院職員不依他的規定去做，他即以粗暴言語反擊。塞麥爾維斯不是沒有支持者的，但愈來愈火爆的性情，使得對他有好感的人所餘無幾，陽奉陰違的則愈來愈多。

　　生命最後三數年，他喪失了心智，時鬱時躁、易怒、健忘、失眠、自言自語。一天，家人與朋友瞞騙他，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兩周後他死亡，疑是被職員毒打致死，死時才47歲。

　　至於瑞士日內瓦大學附屬醫院（簡稱HUG）感染管理科主管Didier Pittet，同樣充滿熱情。他在1992年從美國進修後回到瑞士，要克服HUG內病人感染的問題。他知道塞麥爾維斯的故事，故此他十分明白，要把事情做好，必須把人性考慮在內。

　　為了預防住院病人受感染，醫護人員需要在接觸下一個病人前洗手。高估自己是人性，醫護人員也然。他們堅稱，八成情況下會洗手，但根據Pittet與他的護士團隊調查所得，他們的洗手率平均只有五成。Pittet遂親自拿著計時器去病房，找出背後的原因。原來，以傳統的水與肥皂／皂液洗手，平均需時1至2分鐘才能洗得徹底，而一名護士1小時內需要洗手的次數平均有22次之多。換言之，次次依足程序洗手，變相佔據診治及護理病人的時間，怪不得他們把洗手的優次排到後面。Pittet因而認為，必須找出一種有效且需時極短的方法代替水與皂才行。

　　喜歡與人合作的Pittet，很快跟HUG的藥劑師兼酒精溶液專家William Griffiths結緣，而Griffiths的研究成果，也就成為現在我們使用的酒精搓手液的濫觴。

　　跟傳統洗手的六個步驟――走到洗手糟前、打開水龍頭、打肥皂／按皂液泵、搓手、沖洗、抹乾――比較，只要把酒精搓手液放到醫院每個角落，唾手即有，例如病床尾，用它就只有兩個步驟：按瓶泵／擠壓瓶子與搓手，酒精搓手液乾透了，手便乾淨了，整個過程才20秒，是水加皂洗手時間的六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有用又省時。

　　找到有用的措施，不等於人人樂意使用，更不能硬性規定人們去用，Pittet明白需要有方法去讓大家接納它。他有一位合作過的插畫師朋友，答應替他繪製多款或啟發或諷刺的卡通式宣傳海報（例如醫生一躍而進一缸酒精之中，伴有「檢查後，要除污」的口號），貼滿院內，每兩周轉換新款式，保持新鮮感，以提醒人們時刻用酒精搓手液潔手；而HUG的一位高層，則介紹Pittet認識他的兒子，一位研究如何改變人們行為習性的心理學家，使得Pittet在海報宣傳以外，還設立定期的統計及回饋制度，每半年在醫院的大講堂向醫護人員匯報不同部門以至不同醫護專業的洗手率――如果護士的表現比醫生好，大講堂內會響起一陣來自護士的呼歡聲；表現好的部門，員工也會發出自鳴得意的口哨聲。這樣做的好處，一方面在於良性競爭，另方面在於讓成效「看得見」，人們自會繼續做下去，這也是人性。

　　新措施引來反對聲音，Pittet認為實屬自然。HUG的醫護人員曾把怨氣發泄到洗手宣傳海報上，在上面塗鴉。Pittet的海報插畫師朋友倒覺得，那也算是院內的「街頭藝術」，故此Pittet就來個順水推舟，讓新一批海報留下一些空白位置，給大家寫個夠。

　　連串措施，帶來良好效果。自1994至1997年的3年間，HUG醫護人員的洗手率由少於五成上升至六成七，病人感染率更由一成七下降至一成。而Pittet推動院內洗手的經驗，亦已在世界各國――因應自身的環境及條件――得以廣泛傳播。

　　今年適逢塞麥爾維斯誕辰200周年。在紀念這位洗手之父同時，他可會給我們從事科學傳播的人一點反思？

參考資料：

1. 《Clean Hands Save Lives》（英譯本），Thierry Crouzet著，Thomas Clegg英譯，2014年出版

2. 《洗手戰疫》（中譯本），Sherwin Nuland著，莊安祺譯，2005年出版（原書The Doctors' Plague: Germs, Childbed Fever, and the Strange Story of Ignac Semmelweis，2003年出版）

3. 《醫院筆記：時代與人》，區結成著，2016年出版

4. TEDxPlaceDesNations: Adapt to ado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