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在香港引入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要求僱員將每月薪金的5％繳入個人退休儲蓄戶口，僱主配對繳納5%。在老年貧困問題日益嚴重的情況下，強積金計劃的推出旨在至少從長期上減少公眾對香港政府福利供應的依賴。強積金的引入被公認是過去二十年來香港最重要的退休金改革：截止2016年，強積金的累計資產已達762億美元，共255萬名僱員為該計劃作出強制性供款。與此同時，強積金計劃也受到不少批評，包括行政成本高昂，投資回報率低，對無工作人士和低收入人士保障不足等。強積金制度的缺陷和香港加速的老齡化問題，使強積金改革成為香港最受爭議的社會政策問題之一。

　　在一項香港教育大學和香港嶺南大學的合作研究中，我們研究了香港公眾對兩項強積金改革方案的態度：（i）增加強積金供款或（ii）將強積金供款轉向擬設的全民養老金。2015年，香港扶貧委員會（2015年）提出了幾項改革香港退休制度的措施，包括引入全民養老金，這直接引發了公眾對該基金財務是否可持續的討論。針對這些問題，全民養老金的支持者表示，通過將強積金計劃的部分捐款重新計入新設立的全民養老金計劃，可以收回其成本。觀察員指出，這項措施的一個顯而易見的後果是會弱化強積金的功能。因此，人們提出了另一項旨在通過強積金保障退休收入的建議：增加強積金供款率。在這次公眾討論之後，香港大學的輿論計劃對975名受訪者進行了電話調查。這些受訪對象均為25-64歲，擁有正式工作，講廣東話的香港居民。

　　該研究發現，同意兩項強積金改革方案的受訪者比例幾乎相等：31％的受訪者支持強積金供款增加，32％的受訪者支持將強積金供款轉為全民養老金。調查結果亦顯示香港居民對強積金計劃缺乏了解存在很多困惑：52％的受訪者同意強積金規定過於複雜，他們不明白為確保退休後財務安全能採取的最佳措施是甚麼；59％的受訪者同意強積金不值得投資的說法，因為不知道退休後能得到多少回報。那些對香港政府表現出更高信任度的受訪者，更有可能支持這兩種改革方案。正如所料，那些更理解強積金運作的受訪者更傾向支持增加強積金供款。

　　該調查還詢問受訪者，他們認為誰應該承擔確保退休後有充足儲蓄的主要責任。這個問題的答案直接體現了當代香港人對社會公平正義的態度，因此對政策決策者尤其重要。眾所周知，如果社會福利政策忽視了其旨在支持和代表的家庭的文化習慣和期望，往往會導致失敗或變得低效。

　　因此，那些相信領取最低退休金是每個香港公民的保障權利，並且公共退休金應該讓每個人都能維持適足的生活水平的人，與那些認為養老金的獲得應該嚴格依據個人在職業生涯中的貢獻的人，對待養老金改革的態度截然不同。同樣，那些認為確保年邁父母的生計是子女義務的人，可能更傾向於反對任何旨在擴大政府退休養老金條款的行為－－特別是如果這樣做可能導致對勞動人口增稅。

　　香港通常被描繪成一個高度重視經濟和職業道德，按個人能力分配成果的社會。所以大多數受訪者（57％）會支持退休養老金應由每個人自己的貢獻紀錄確定並不奇怪。然而與此同時，接近90％的受訪者一致認為提供最低收入保障和保障個人在退休期間維持適足生活水平也應該是政府的責任。同等比例的受訪者認為，香港社會應保持子女贍養年邁父母的社會傳統。

　　香港政府應該認真聽取公眾對退休金改革的態度。數據分析顯示，信念更堅定的受訪者更有可能支持增加強積金供款；那些強烈認為政府應該在退休期間提供最低收入保障的人，更有可能支持將強積金供款引入全民退休金。所有這些調查結果均不受受訪者的性別，受教育程度和當前職業影響。在香港大學輿論計劃進行的另一項電話調查中，1805名香港成年人中，不少於69％的人支持基於稅收的全民養老金計劃。

　　我們需要更多關於公眾態度的研究，以分析香港居民對其他社會福利的期望是否有所變化，如果是的，是更加傾向個人主義還是集體化呢？最重要的是，如何通過各方協商合作滿足民眾的社會福利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