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給予的支持往往被認為與年輕人和老年人健康和福祉息息相關。研究指出，除了家務援助以及透過社交網絡獲得的金錢支援這種實際利益外，一些與朋友、家人或其他人之間的互動都有可能從心理機制促進免疫系統，從而改善健康。提供健康衛生資訊也是社會支持的一種。在低收入及高收入的國家裏，無論其社會福利的內容如何，皆能看到健康資訊對人民行為的影響。例如，加納現正進行一項研究，證明了老年人依賴社交網絡提供的資訊來作出與健康相關的決定，而這個過程往往帶來有利的健康效果。研究也發現，情緒支援對年輕群體的健康狀況至關重要。

　　儘管社會支持在健康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全球多國最近的情況卻顯示，經濟多樣化加上移徙風氣盛行，在個人及社會層面上均已對家庭及其他社交網絡造成影響。在低至中收入國家，農村居民急速遷移城市，成為了消散社會支持網絡的根本。一方面，此趨勢將老年人留在一些社會服務匱乏的農村社區。像在中國，年青人移民，對於老年人的孤獨及其對健康的可怕影響早被報導。另一方面，搬出去的年輕人也發現自己身處新環境，只能獲得有限度的關鍵文化體驗和家庭支持，而這不僅關乎他們的健康更是整體生活。在高收入經濟體中，生活成本上升加上個人主義抬頭加劇了這種情況，逐漸促使家庭分化。

　　除此之外，這種情況有可能削弱社會健康方面的跨代平等 ─ 不論是在經濟和環境上還是基本需求方面。不幸的是，預測目前經濟狀況以及移民趨勢這些導致當前社會支持薄弱的關鍵因素，很大可能會持續下去。因此我們需要有意識及協調一致的行動，在微觀、中觀和宏觀層面上重新激活社會關係建設，以更有效地尋求充分及優質的社會支持。這種行為是必要的，因為很多時候，根據研究顯示，政府提供的社會支持和福利通常都相得益彰，不會彼此重疊，以強調其社會關聯性。因此，如何為不同人口制訂及維持其社會支持機制，成為了一個核心而且不斷演變的問題。目前的理論和研究實證則提出了一些可行方法的重要假設，重點如下：

　　首先，必須在促進健康和社會衛生策略的各個方面，考慮到世界衛生組織透過齡活城市（AFC）概念所推動的積極老齡化策略，因為它對年輕人和老年人的健康和福祉都能產生正面影響。香港賽馬會全港齡活研究項目近年的新發現也支持了這說法。齡活城市的多個範疇亦為加強現有及創造新的社交網絡提供了充足的機會。如果實施得當，這些概念還可以促進積極的跨代溝通，並以隱性和文化知識以及促進健康生活的新形社會化，確保社會平等。這就是為甚麼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的「賽馬會跨代樂頤年推廣計劃」等項目值得效仿及支持。

　　其次，社會經濟轉型無疑將影響社會給予的支援，政府和其他持份者當然必須採用新的訊息及通信技術（ICT）。早前在中國和印尼的研究證明了，手提電話及相關通訊機制在維持社交網絡及對人的快樂扮演重要的角色。最明顯的挑戰（特別是在低至中等收入國家）是如何提高訊息通信技術的普及率，以及鼓勵老年人接納並學習使用社交網絡的新媒介。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這意味著需要努力減少ICT的固定和經常性支出。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許多地方，互聯網的成本與平均收入相比特別高，因此這必須作為緊急事項加以解決。

　　最後第三點，社會支援不應只側重微觀或家庭層面，而是必須鼓勵通過像在香港和中國大陸等地推廣的公共干預措施等等的社區工作。建設老年人及青年社區中心以及其他文娛設施是產生和重新社會關係的重要渠道，亦是獲得社會支援的基礎。這些努力將確保跨代社會支持得以成功，並補充目前在促進健康方面的努力。因此，注重社會不同層面的公共健康政策才是為積極老齡化推行可持續的社會支持的良方。